兩張照片詩三首，今日開封一惘然。
無人認得胡安定，扔在空箱過一年。
“詩裏所說的事全然不清楚了，隻是那寄給胡安定的信擱在那裏，經過很多的時候方才收到，這是我所接到的他的最後的一封信。及一九四八年冬，北京解放，適之倉皇飛往南京，未幾轉往上海，那時我也在上海，便托王古魯君代為致意，勸其留住國內，雖未能見聽，但在我卻是一片誠意，聊以報其昔日寄詩之情，今日王古魯也早已長逝，更無人知道此事了。”（《北大感舊錄——十一胡適之》，載《知堂回想錄》[下]，周作人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
[52]《南腔北調集·
自序》，魯迅著，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出版。
[53]《二心集·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同上。
[54]《周作人集》，上冊，止庵編，花城出版社2004年出版。
[55]《苦茶隨筆》，周作人著，上海北新書局1935年出版。
[56]鄧廣銘《懷念我的恩師傅斯年先生》，原載《台大曆史學報》，第20期；轉引自《傅斯年與中國文化》，布占祥、馬亮寬主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
[57]《周作人日記》，大象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
[58]載《申報》，1946年6月11日。
[59]梁實秋《憶周作人先生》，載《梁實秋散文》，第三集，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9年出版。
[60]周作人於1945年12月6日被捕，關在北平炮局胡同監獄。1946年5月從北平解送南京老虎橋監獄，等待法院判決。就在周氏被捕不久，其弟子俞平伯即致書身在美國的胡適，稱周“在昔日為北平教育界擋箭之牌，而今日反成清議集矢之的”，籲請胡適或向國民政府建議，或致書友好的當道者，或訴諸輿論，使周“得一公直之待遇”。（《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第71、133頁）周的另一弟子廢名借小說《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質疑傳統士大夫的“氣節”觀，認為問題的本質在“生存”而不在“死節”，稱“知堂老簡直是第一個愛國的人”，他是“求有益於國家民族”而出任偽職。（《廢名集》，廢名著，王風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戰後作為國民政府文教部門派往平津的接受大員，對周作人的求助不予理睬，從而被周在日記中罵為“敗類卑劣”的沈兼士，在周氏入獄後也開始與俞平伯、陳雪屏等十三人聯名呈文國民政府首都高等法院，謂周作人任偽職期間，“曾有維護文教消極抵抗之實績”，並列舉證據，以“減其罪戾”。時已入宋子文內閣的蔣夢麟，也以前北大校長的身份開出了戰時曾委任周作人在北大保管校產的證明。1946年夏歸國並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也給法院去公函證明戰時“北大圖書儀器及其他設備有增無減”，以為周作人開脫。
類似種種甚囂塵上的說辭，經過媒體揭露後，社會人士多有不滿，傅斯年聞訊更是異常憤怒。1946年10月12日，傅斯年致信胡適，說道：“有一件事，我想提醒一句：我一到南京，記者紛紛來，多數問我北大複文首都高等法院為周作人事。我即照我意思答他們，一是法院來問，不是北大去信；二，北大隻說事實；三，此事與周作人無利與不利之說，因北大並未托他下水後再照料北大產業。中央社所登，大致不差，想見北平報矣。過數日方知，先生在北平第一次與記者談話，《大公報》與上海左派、此間小報均登載而twisted，謂‘我與周仍舊是朋友’，上海《文彙報》與小報又嚷成一片，此所謂盛名之下故意找茬也。我想先生南來時，恐他們還有此一問。報載北大公事上說校產有增無減，此與事實上不盡合。若以戰前北大範圍論，雖建一灰樓，而放棄三院（三院是我們收複的），雖加入李木齋書，而理學院儀器百分之七十不可用（華熾兄言），藝風堂片又損失也。上海左派有心攻擊，遂以此節說之不已。我聽說，未見到，隻見到《大公報》（最近）。寫供先生或稍注意，因南來時必有記者問也。”（《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歐陽哲生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傅在信中附《大公報》剪報一份，標題是《胡適之和周作人的藤葛》，作者迪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