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10][11][12][26][32][33][34][36][37][38][40]《西潮與新潮》，蔣夢麟著，團結出版社2004年出版。《西潮》與《新潮》是蔣夢麟在昆明和台灣分別書寫的兩部自傳性作品，而著名的《西潮》（Tides From The West）則大多是在躲警報的防空洞中以英文寫成的“有點像自傳，有點像回憶錄，也有點像近代史”的奇書，當時的寫作背景艱苦異常，一如蔣夢麟自己所言：“炸彈像冰雹一樣從天空掉下，在我們周圍爆炸，處身在這樣一次世界大動亂中，我們不禁要問：這些可怕的事情究竟為什麼會發生呢？……我在這邊城裏冥想過去的一切，生平所經曆的事情像夢境一樣一幕一幕地展現在眼前；於是我撿出紙筆，記下了過去半世紀中我親眼目睹的祖國生活中的急劇變化。”“當我開始寫《西潮》的故事時，載運軍火的卡車正從緬甸源源駛抵昆明，以‘飛虎隊’聞名於世的美國誌願航空隊戰鬥機在我們頭上軋軋掠過。發國難財的商人和以‘帶黃魚’起家的卡車司機徜徉街頭，口袋裏裝滿了鈔票。物價則一日三跳，如脫韁的野馬……成千上萬的緬甸華僑沿著滇緬公路撤退回中國。敵機沿途轟炸他們，用機槍掃射他們，三千婦孺老幼就這樣慘死在途中。難民像潮水一樣沿滇緬公路湧入昆明。街頭擁滿了家破人亡的苦難人民，許多公共建築被指定為臨時收容所。經過二三個月以後，他們才逐漸被疏散到鄰近省份，許多人則直接回到福建和廣東老家。”又說：以“八萬左右農民及男女老幼胼手胝足建築成功的滇緬公路現在已經因另一端被切斷而告癱瘓。一度曾為國際交通孔道的昆明現在也成為孤城，旅客隻有坐飛機才能去印度。二十五萬人加工趕築的滇緬鐵路，原來預定十二個月內完成，但是部分築成以後也因戰局逆轉而中止了。中國已與世界各地隔絕，敵人從三方包圍著她（隻有涓涓滴滴的外來補給靠越過世界駝峰的空運在維持）。中國就在這種孤立無援的窘境中堅持到底，寸土必爭，直到戰爭結束為止”。
蔣夢麟自謂，在光線不足的情況下，使用英文寫出的字較易辨識。寫作的文化目的在於“看看能否從曆史中找出一點教訓”。此書英文本於1945年在美國出版後，立即受到美國學術界高度重視，並被哈佛大學遠東研究所定為重要的參考書之一。12年後的1957年，蔣把此書譯成中文，在台灣由《中華日報》出版發行，立即風靡一時，佳評潮湧，尤其是台灣青年，幾乎人手一冊。在台灣20世紀50年代的“文化沙漠”裏，這部書被當時的年輕人視為“人生教科書”。蔣夢麟決定繼續寫他下半生的自傳，並定名為《新潮》。他說：“這本書裏要講的是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經驗。經驗是寶貴的；可是寶貴的經驗是付重大的代價買來的。”遺憾的是，《新潮》並未寫完，原稿中尚有不完整的隨筆沒有得到整理，但這部未完之書在台灣出版後，仍受到讀者歡迎與追捧。近50年來，這兩本書在知識分子中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關於兩書的異同，蔣夢麟說道：“以前我寫過《西潮》，那是講外來的文化，所予我們中國的影響；現在我在這本《新潮》裏，要講的是中國文化因受外來文化的影響，自己所發生的種種變化。”“我們受了西方來的狂潮的激蕩以後，國內一切思想製度都起了莫大的變化，勢如洶湧澎湃，我們叫這變化為新潮。”
[4]《蔣廷黻回憶錄》，蔣廷黻著，嶽麓書社2003年出版。
[5]蔣夢麟《憶孟真》，載台北《中央日報》，1950年12月23日。
[6]《致胡適》，載《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歐陽哲生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傅斯年所說的這位陶曾榖，原是蔣夢麟同事兼好友高仁山的夫人。高仁山乃江蘇江陰縣人，曾留學日本和美國，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
1923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育係教授、係主任。1925年春，高仁山與好友陳翰笙（時任北大曆史係教授）、查良釗、胡適等人在北京創辦了私立藝文中學，高任中學校長。蔣夢麟和高仁山誌同道合，成為莫逆之交。高仁山熱心政治活動，曾是國共合作時期的國民黨北京市黨部負責人之一，1927年武漢國民政府結束後，高任北方最高的統戰組織——“北方國民黨左派大聯盟”主席。1927年9月28日被奉係軍閥張作霖部下逮捕，1928年1月15日被殺害於北京天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