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年後的1971年5月9日，台北《中國時報》副刊發表了南宮博《於
而回想》一文，其中一段說：“我曾寫過一篇題為《先生，學生不偽！》，不留餘地地指斥學界名人傅斯年。當時自重慶到淪陷區的接收大員，趾高氣揚的不乏其人，傅斯年即為其中之一。我們總以為學界的人應該和一般官吏有所不同，不料以清流自命的傅斯年在北平接收時，也有那一副可憎的麵目，連‘偽學生’也說得出口！——他說‘偽教授’其實也可恕了。要知政府兵敗，棄土地人民而退，要每一個人都亡命到後方去，那是不可能的。在敵偽統治下，為謀生而做一些事，豈能皆以漢奸目之。‘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說說容易，真正做起來，卻並不是叫口號之易也。何況，平常做做小事而謀生，遽加漢奸帽子，在情在理，都是不合的。”
此文刊出後，許多人不以為然，曾被魯迅指斥為“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的著名學者、時在台灣師大任教的梁實秋就曾出麵回應道：“南宮博先生的話自有他的一麵的道理，不過周作人先生無論如何不是‘做做小事而謀生’，所以我們對於他的晚節不終隻有惋惜，無法辯解。”[59]
就在周作人與傅斯年叫板兒對陣之時，傅斯年於重慶再度對記者發表長篇談話，就偽北大教職人員去留問題發表了四點嚴正聲明。12月8日，北平《世界日報》做了如下報道：
北大代理校長傅斯年先生，對偽北大教職員，好像抱有一種義憤填膺、不共戴天的憤怒。除在十月三十日，我已將他賭咒發誓不肯錄用偽北大教職員的談話，專電報告外，今天，我於前兩日參加教育部朱部長的記者招待會之後，一早冒著迷蒙的細雨，再去訪問他。對這位患著血壓過高而又愛國狂熱的傅先生，我想更詳盡地聽聽他的意見。在傅先生的寓所裏，開門見山。
傅斯年向記者提出了四點重要聲明：
一、專科以上學校，必須要在禮義廉恥四字上，做一個不折不扣的榜樣，給學生們，下一代的青年們看看！北大原先是請全體教員內遷的，事實上除開周作人等一二人之外，沒有內遷的少數教員也轉入輔仁、燕京任教。偽北大創辦人錢稻孫，則原來就不是北大的教授。所以現在偽北大的教授，與北大根本毫無關係。二、朱部長向我說過，偽北大教員絕無全體由補習班聘請任教之事，而係按照陸軍總部征調偽敵人員服務辦法，征調其中一部服務，不發聘書，與北大亦無關係。三、北大有絕對自由，不聘請任何偽校偽組織之人任教。四、在大的觀點上說，如本校前任校長蔣夢麟先生，如明春返國的胡適校長，北大教授團體及渝昆兩地同學會和我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無論現在將來，北大都不容偽校偽組織的人插足其間。
當記者提到青年學生時，傅慨然說道：“青年何辜，現在二十歲的大學生，抗戰爆發時還不過是十二歲的孩子，我是主張善為待之，予以就學便利……據我所知，偽北大文理法三院教授的標準，就學問說，也不及現在北大教授的十分之一。很快地北大明夏就要複遷返北平了，以北大資格之老，加上胡適校長的名望，一定能夠聘到許多第一流的教授。所以偽校教員不用，對學生是絕對有利的。”
當記者談到北平的文化漢奸，傅幽默地說他們的“等類不同”，有一種是消極而不能自拔的，如周作人，原來享有聲望，如今甘心附逆，自不可恕；另一類是錢稻孫型，那才是積極性的漢奸，在北平淪陷之前，錢稻孫就做了許多令人懷疑的事，當時有人問他中國會不會亡國，他答以“亡國倒是萬幸”。問的人很驚詫，再問如何才是不幸，他竟說：“不幸的是還要滅種！”而且那時候北大教授準備內遷時，他曾多方企圖阻撓，也是盡人皆知的事。
最後記者問對周作人、錢稻孫之類的漢奸如何懲辦，傅斯年用爽朗的山東口音說：“我不管辦漢奸的事，我的職務是叫我想盡一切辦法讓北大保持一個幹幹淨淨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最後，傅斯年特別強調：“這個話就是打死我也是要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