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冥冥風雨宵，孤燈一紅揭。熒光散空虛，燦逾田燭設。夜間歸人稀，隔林自明滅。”這所說是杭州的事，但大體也是一樣。在民國以前，屬於慈善性的社會事業，由民間有誌者主辦，到後來恐怕已經消滅了吧。其實就是在那時候，天燈的用處大半也隻是一種裝點，夜間走路的人除了夜行人外，總須得自攜燈籠，單靠天燈是決不夠的。拿了“便行”燈籠走著，忽見前麵低空有一點微光，預告這裏有一座石橋了，這當然也是有益的，同時也是有趣味的事。
三十四年十二月二日記，時正聞驢鳴[50]
文末所謂的“驢鳴”，是對傅斯年發表聲明的回應。周作人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見報載傅斯年談話，又聞巷中驢鳴，正是恰好，因記入文末。”
1937年北平淪陷後，學術文化界人士紛紛南下，周作人卻堅持不肯離去。他當時幻想在北平隱居下來，脫於紅塵之外，以教書、寫作、翻譯為生，繼續過那恬淡平靜的“苦茶庵”生活。原北平的許多朋友或致信，或作詩，或親自登門勸其南下，不要窩在北平與日本人同流合汙，或一不小心掉到汙水裏去玷汙了身子。但周作人對朋友的相勸以種種理由開脫，就是不走，且自我感覺良好，其態度堅決而強硬。
這年9月，他在致《宇宙風》編輯的公開信中，以漢代的蘇武自況，明確告知“關心我們的人”“請勿視留北諸人為李陵，卻當作蘇武看為宜”雲雲。時遠在英國倫敦正欲赴美的老友胡適，出於和朋友們同樣的考慮，特別寄了一首白話詩給周作人，隱晦地勸說周要“識得輕與重”，來個“飄飄一杖天南行”，並“知我此時一點相思情”。但周作人的態度仍是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安居北平繼續當他的“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51]
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家中遇刺，因子彈打在紐扣上幸免於難，他誤認為是日本人向其施加壓力，給以顏色，遂於槍殺事件發生未久，便懷著驚恐之色接受了偽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一職。3月28日，又被委任為北大文學院籌備員。自此，頻繁出席日偽組織的各項活動，據周作人日記載“來者皆憲兵隊長”“來者皆脅方教育文化之官”等。隨後又接受了偽北京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等職，一隻腳落入“水中”。1940年12月，他再次“榮升”為以王揖唐為首領的“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督辦”“南京汪偽政府國府委員”“日偽華北綜合調查所副理事”等職，整個身子已全部泡到汙泥濁水裏去了。他出席各種教育會議、講義班、訓練班，逢會必講“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為日本侵略者的“大東亞共榮圈”造輿論。他甚至前往日本慰問負傷的侵華日軍傷病員，並稍有捐贈。1942年5月，周作人作為汪精衛的隨員，參加偽“滿洲帝國”10周年慶典，並“謁見”偽滿傀儡皇帝溥儀。這年10月，汪精衛由南京飛抵北平，出席1942年度新民全會聯誼會，周作人不僅親往機場迎送，還專程前往中南海勤政殿拜望汪精衛夫人陳璧君。12月8日，汪偽政權在淪陷區推行“新國民運動”，以對青少年實行奴化教育，並且成立“中華民國新民青少年團中央統監部”，王揖唐任統監，周作人任副統監。周在統監部成立大會上，作《齊一意誌，發揮力量》的訓詞。
在檢閱青少年團訓練的分列式上，周作人竟頭戴日本軍帽，身著日本軍裝，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誌得意滿地在國人麵前晃來晃去，活脫脫一副漢奸麵目暴露於天下。
1932年，魯迅曾說過這樣一句話，自《新青年》團體散掉之後，“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52]這說的是與他自己有關的小團體。而論到革命者與革命軍的時候，也說過類似的話：“因為終極目的的不同，在行進時，也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53]魯迅不厭其煩說這些話的時候可能還沒有料到，當抗戰軍興之時，他的弟弟竟位列所說的幾種人之內——很不幸，屬於最令人不齒的“叛變”一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