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真足下：
盧溝橋事變正當庚南歸過漢之時。在粵逗留四月、北平已陷，南京岌岌。庚以燕大職責，乃複北歸，黽勉四年，成《重訂金文編》、《商周彝器通考》數書。教育部授以二等獎狀。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繼續聘為通信研究員，不虞之譽誠非所堪，差幸不見棄於國。太平洋事變，燕大教務長司徒雷登先生握手告餘曰：“吾輩希望之日至矣。”庚亦自念吾國百年積弱，庶幾奮發為雄乎！燕大複校於成都，同人多西去，八妹媛亦從之而西。而庚獨眷戀於北平者，亦自有故：日寇必敗，無勞跋涉，一也。喜整理而拙玄想，舍書本不能寫作，二也。二十年來搜集之書籍彝器，世所希有，未忍舍棄，三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素性倔強，將以一試餘之堅白，四也。淪陷區之人民，勢不能盡室以內遷；政府軍隊，倉黃（皇）撤退，亦未與人民以內遷之機會。荼毒蹂躪，被日寇之害為獨深；大旱雲霓，望政府之來為獨切。我有子女，待教於人；人有子女，亦待教於我。則出而任教，餘之責也。
策日寇之必敗，鼓勵學生以最後勝利終屬於我者，亦餘之責也。以施教於燕大者施教於北大，於其暇日，複成《卜辭研究》、《倪瓚書之著錄及其偽作》數種。……當北大等校之遷於西南，而偽政府之重立三校也，課程依舊，優先聘任留平之舊教職員。除增日籍教授每院數人，及增加日文每周數小時外，實無若何之變更。不知所謂奴化教育者，將何所指。日寇之所望於學校者，欲使學生時間一半讀書，一半為之工作。則教職員生活所需，皆可配給。遭同人一致之拒絕。吾輩多專心教書，而兼政府職務者甚少。《劇秦美新》之文，固憂為之！然而借以媚日取榮者亦甚少。日寇之不得呈誌於教育界，自淪陷以迄於今。教員之苦，至近兩年而極。教授最高之月俸，曾不足以購百斤之米，或一噸之煤。故破衣惡食，斥賣書籍家具以為生者比比皆是。兼任講師，受苦尤甚。至有步行往返四小時於道路而授課二小時者。其所得遠不如賣煙拉車之輩為優。堅（艱）苦卓絕，極人世悲慘之境，果為何乎？固知吾國之不亡，教育之不當停頓，故忍受而無悔也。漢奸乎？漢忠乎？事實俱在，非巧言所能蒙蔽者。固願受政府之檢舉裁判而無所逃避。在日寇則視吾輩為反動，在政府之視吾輩為漢奸，啼笑皆非，所謂真理，固如乎。天乎，尚何言哉！
……北平警官學校，未聞以偽逆見斥，而施之於三校者，無他，飯碗問題也，接收誠易事，政府當不吝此數月之經費。明年合流，在昆明之北大遷回北平，則教員之聘任，尚誌尚功，有難言者。即以古文字古器物而言，在真校則有唐蘭，在偽校則有庚。以言尚誌，庚自不比相從患難之唐蘭。以言尚功，則經驗之富，著述之勇，苟有量才之玉尺，正不知孰為短長。一校既不能兼容並包，何去可取，殊難斟酌。餘謂此無慮之見也。
……
容庚 白[49]
對容氏這種漢奸還是漢忠、之乎者也的巧言詭辯，傅斯年嗤之以鼻，毫不妥協，並在與北平駐重慶特派記者約談中，愛憎分明地表白了自己的觀點。1945年12月2日，北平《世界日報》對談話內容做了披露：
北大代理校長傅斯年，已由昆明返渝，準備赴平，頃對記者談：“偽北大之教職員均係偽組織之公職人員，應在附逆之列，將來不可擔任教職。至於偽北大之學生，應以其學業為重，已開始補習，俟補習期滿，教育部發給證書後，可以轉入北京大學各係科相當年級，學校將予以收容。”傅行期未定，校長胡適，傳明春或返國。
就在傅的聲明刊出之時，偽北大文學院院長周作人正貓在北平八道灣居家的“苦茶庵”，一邊飲著苦茶，一邊悠閑地做著叫作《石板路》的散文小品。文中極具感情色彩地回憶了他的故鄉紹興石板路與石橋的優美，結尾處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