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北大春秋(5)(3 / 3)

騮先、孟鄰、孟真三兄鑒:

江、微、魚電敬悉,緩複乞恕。世界教育會議,當勉強遵命參加。民國二十年以後,北大複興,孟鄰兄領導之苦心偉績,弟所深知,北大複員,仍不可無孟鄰兄之領導。曾於上月托張仲述帶信與北大同人懇切工述此意。孟鄰兄為政府征調,隻是暫局,孟真兄肯扶病暫代,最可感幸。將來弟歸國,若不得已,亦願與孟真分勞,暫代一時,以待孟鄰兄之歸,此意至誠懇,乞亮察,並乞轉陳主席與詠霓兄,並懇轉致北大同人,至感。弟在外八年,結束稍需時日,擬明年二月海道歸國,並聞。

弟 胡適 蒸(十月十日)[44]

電文發出,禮數算是盡到,既是答應暫代一時,那“一時”的長短與何時權歸舊主,隻有看天命人事了。正是這封電報,意味著蔣夢麟與北大徹底脫離關係,這時的蔣或許已經料到,此次一別竟成永訣,再也沒有機會回到他付出過心血與痛楚、充溢著光榮與夢想的北京大學了。

因胡適尚在美國,在歸國之前,國民政府任命傅為北大代理校長,並聘為西南聯大常務委員。在這種情形下,按朱家驊的說法,傅“不得不勉強答應”。

1945年9月20日,傅斯年以西南聯大常委、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的身份參加了在重慶召開的全國教育善後複員會議。會議就內遷教育機關複員以及教育秩序整頓等問題進行了討論和議決,參加者有朱家驊、翁文灝、李石曾、蔣廷黻等政學兩界大腕。傅氏在會上極其活躍與情緒化地指手畫腳,並公開為朱家驊出謀劃策,其形態立即引起了相當一部分與會者的反感。原清華大學曆史係主任、時為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中國代表及國民政府善後救濟總署署長的蔣廷黻,對傅氏張牙舞爪的做法更是深惡痛絕,當場不無諷刺地謂傅斯年是“太上教育部長、太上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太上北大校長”。傅聽罷反唇相譏,說自己隻做“太上善後救濟總署署長”。蔣廷黻見傅臉呈豬肝色真的動起怒來,怕節外生枝,引起對方的心髒病,遂不再攻擊。事後,傅斯年給夫人俞大綵的信中道出了自己的委屈:“事實是騮先好與我商量,而(他)十之七八不聽,然而外人不知也,以為他的一切由我負責。”[45]不管朱家驊聽不聽,傅斯年擺出一副“太上皇”的架勢當是符合實際的。

通過這次會議,傅斯年更加認清了教育界局麵複雜與派係爭鬥的險惡,他在給北大法學院院長周炳琳的信中不無憂慮地說道:“弟貿然代理,半年之後,必遭天殃,有不得不與兄相約者,弟固跳火坑矣!而公等亦不當立於高峰之上,搬請以為樂也,除非大家努力,齊一步驟,此局不易維持也。北大之敵人多矣,隨時可來算賬,且此時不攘外即無以自立,此尤使弟鬥誌奮發,而又不得不戒懼者也。”[46]從此信可以見出,傅斯年已做好與一切北大之敵開打的準備了。

9月25日,蔣介石在軍委大禮堂為此次會議結束召開宴會並致辭,大旨為:一、各校遷移應在明年課業結束之後;二、西北西南各校除少數外,宜留設原處;三、戰後建設應農、工並重;四、未來學校發展應質、量並重雲雲。重慶會議是一個重大轉折點,可謂中國教育、文化界的分水嶺,越過這道標誌著戰前與戰後的山嶺,那潛流洶湧的溪水很快與社會大潮融彙一起,形成了一股翻江倒海的滔天巨浪,在中國大地上喧囂奔騰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