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北大春秋(5)(1 / 3)

蔣介石之所以讓傅斯年出麵收拾聯大殘局,主持北大複員工作,並非一時頭腦發熱,確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的。傅斯年本身是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同時也是知識分子群體中享有很高威信的代表人物,但傅又具有熱心公事、疾惡如仇的性格,正如他在致胡適信中所說,往往把公家的事弄成了自己的事,最後成為“亦官亦學”之人。恰恰是傅的威望、性格與對政府的忠誠擁護等條件,令蔣介石做出了如此決定。早在1945年2月26日,蔣介石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就奉命與原北大教授、時任《中央日報》總主筆、號稱國民黨權威理論家的陶希聖,交談過知識分子與政府的關係問題。唐縱當天做了這樣一段記錄:“與希聖談轉移自由分子對政府之惡感,希聖認為胡適之為最恰當之人物,可惜適之不能歸。其次傅斯年對西南聯大亦頗能影響,如果自由思想派能了解政府,則青年學生不致為共黨所愚。”[41]

陶氏這一見解為唐縱所接受的同時,對蔣介石自然要產生影響。

事隔幾個月,身處亂離之世的傅斯年因曆史的風雲交會被委以重任,但他的頭腦尚屬冷靜,深知北京大學在天下儒林中的分量,更深知此時還有一個比自己威望大得多的學界領袖胡適遠在美國,而胡適才是收拾西南聯大殘局、複興北大的“最恰當之人物”——盡管傅斯年並不知道陶希聖對唐縱所說的話,更不是所謂的“英雄所見略同”,因為胡適在學界的地位則是眾人皆知的。就像當年清華研究院成立之初胡適沒敢忽視王國維、梁啟超的存在一樣,傅氏同樣沒敢忽視胡適這個高大身影的存在,隻要胡老師一息尚存,自己是萬萬不能邁過鍋台上炕,窺視北大第一把交椅的。於是,傅遂向朱家驊建議,讓德高望重的胡適回國主持北大事務,自己可做胡氏大旗下的一個大字號嘍囉搖旗呐喊,擂鼓助威。朱聞聽此言,出於複雜的考慮,對胡適頗不以為然,且對傅的薦舉表示冷淡。但傅斯年既不上任,又令朱很感為難,隻好推托此舉是稟承黨國最高領袖介公的旨意,不好擅自更改,否則將有“欺君之罪”,如傅氏堅持不就,可徑自奏明介公,與教育部無涉雲雲。朱的一番說辭,傅斯年覺察有推托之意,但仍不改初衷,決心讓自己尊敬的胡老師來坐北大第一把交椅。

8月17日,傅斯年決定放手一試,徑自上書蔣介石,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為自己不敢承襲如此名譽和重擔開脫。書中說道:

主席鈞鑒:

昨日朱部長騮先先生以尊命見示,謂蔣夢麟先生之北京大學校長出缺,即以斯年承乏。騮先先生勉之再三,雲意出鈞裁,強為其難。伏(夫)思斯年以狷介之性,值不諱之時,每以越分之言,上塵清聞;未蒙顯斥,轉荷禮遇之隆,衷心感激,為日久矣。今複蒙眷顧,感懷知遇,沒齒難忘。惟斯年賦質愚戇,自知不能負荷世務,三十年來讀書述作之誌,迄不可改。徒以國家艱難,未敢自逸,故時作謬論。今日月重光,正幸得遂初誌,若忽然辦事,必累鈞座知人之明。兼以斯年患惡性血壓高,於茲五年,危險逐年迫切,醫生屢加告戒,謂如再不聽,必生事故。有此情形,故於勝利歡騰之後,亦思及覓地靜養之途,家族親友,鹹以為言(然)。若忽任校務,必有不測,此又求主席鑒諒者也。越分陳辭,敬乞鑒宥。肅叩

鈞安!

傅斯年謹呈 八月十七日

傅斯年開頭所

說的顯具六朝駢文特性的幾句話,單從行文來看,盡管有官場慣用的套話與阿諛奉承的氣味,但也不乏真誠。作為文章斫輪老手,傅氏在分寸的拿捏上不失為恰到好處,無論是自謙還是抬捧,並不顯生硬,對方心中一定很爽並願意笑納的。而“每以越分之言”等句,想來二人都心照不宣,自是孔祥熙被罷官的暗指,而孔氏之丟掉官帽,蔣介石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中,不惜得罪夫人宋美齡和樹大根深的孔氏集團與姻親宋藹齡,於痛苦中做出的抉擇。凡事一有被迫,被脅迫之人自是對脅迫者心懷怨恨,此為人之常情。盡管各自肚中明白,卻不能解釋,一解釋就是弄巧成拙。傅借此次事件以隱喻的方式巧妙地舊事重提,顯然地是把對方置於了一個夾道跑馬不能回馬的境地,而此時的蔣介石對傅的“越分之言”當是更進一步理解與釋然了。在傅斯年這邊,僅是對舊事和自己的“忠心”理解和釋然是不夠的,必須拿出過硬的理由讓對方在保持權威和麵子的情況下收回成命,絕不能讓一個國家元首感到自己令不能行,並為此惱怒或失落,更不能讓蔣公心中萌生傅氏此舉乃驕狂自大,甚或狗坐轎子——不識抬舉的印象。於是有了傅斯年祭出“惡性血壓高”這一撒手鐧,以保全於萬一。傅氏之說並非故弄玄虛,後來赴台灣出任台大校長就是因此病而倒於講台。在重慶時,孔祥熙經常對人放風,“聽說傅斯年快不行了”,也是緣於此惡症,想來蔣介石讀到此處,會多少有點感動並生出一絲諒解之情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