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之所以讓傅斯年出麵收拾聯大殘局，主持北大複員工作，並非一時頭腦發熱，確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的。傅斯年本身是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同時也是知識分子群體中享有很高威信的代表人物，但傅又具有熱心公事、疾惡如仇的性格，正如他在致胡適信中所說，往往把公家的事弄成了自己的事，最後成為“亦官亦學”之人。恰恰是傅的威望、性格與對政府的忠誠擁護等條件，令蔣介石做出了如此決定。早在1945年2月26日，蔣介石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就奉命與原北大教授、時任《中央日報》總主筆、號稱國民黨權威理論家的陶希聖，交談過知識分子與政府的關係問題。唐縱當天做了這樣一段記錄：“與希聖談轉移自由分子對政府之惡感，希聖認為胡適之為最恰當之人物，可惜適之不能歸。其次傅斯年對西南聯大亦頗能影響，如果自由思想派能了解政府，則青年學生不致為共黨所愚。”[41]
陶氏這一見解為唐縱所接受的同時，對蔣介石自然要產生影響。
事隔幾個月，身處亂離之世的傅斯年因曆史的風雲交會被委以重任，但他的頭腦尚屬冷靜，深知北京大學在天下儒林中的分量，更深知此時還有一個比自己威望大得多的學界領袖胡適遠在美國，而胡適才是收拾西南聯大殘局、複興北大的“最恰當之人物”——盡管傅斯年並不知道陶希聖對唐縱所說的話，更不是所謂的“英雄所見略同”，因為胡適在學界的地位則是眾人皆知的。就像當年清華研究院成立之初胡適沒敢忽視王國維、梁啟超的存在一樣，傅氏同樣沒敢忽視胡適這個高大身影的存在，隻要胡老師一息尚存，自己是萬萬不能邁過鍋台上炕，窺視北大第一把交椅的。於是，傅遂向朱家驊建議，讓德高望重的胡適回國主持北大事務，自己可做胡氏大旗下的一個大字號嘍囉搖旗呐喊，擂鼓助威。朱聞聽此言，出於複雜的考慮，對胡適頗不以為然，且對傅的薦舉表示冷淡。但傅斯年既不上任，又令朱很感為難，隻好推托此舉是稟承黨國最高領袖介公的旨意，不好擅自更改，否則將有“欺君之罪”，如傅氏堅持不就，可徑自奏明介公，與教育部無涉雲雲。朱的一番說辭，傅斯年覺察有推托之意，但仍不改初衷，決心讓自己尊敬的胡老師來坐北大第一把交椅。
8月17日，傅斯年決定放手一試，徑自上書蔣介石，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為自己不敢承襲如此名譽和重擔開脫。書中說道：
主席鈞鑒：
昨日朱部長騮先先生以尊命見示，謂蔣夢麟先生之北京大學校長出缺，即以斯年承乏。騮先先生勉之再三，雲意出鈞裁，強為其難。伏（夫）思斯年以狷介之性，值不諱之時，每以越分之言，上塵清聞；未蒙顯斥，轉荷禮遇之隆，衷心感激，為日久矣。今複蒙眷顧，感懷知遇，沒齒難忘。惟斯年賦質愚戇，自知不能負荷世務，三十年來讀書述作之誌，迄不可改。徒以國家艱難，未敢自逸，故時作謬論。今日月重光，正幸得遂初誌，若忽然辦事，必累鈞座知人之明。兼以斯年患惡性血壓高，於茲五年，危險逐年迫切，醫生屢加告戒，謂如再不聽，必生事故。有此情形，故於勝利歡騰之後，亦思及覓地靜養之途，家族親友，鹹以為言（然）。若忽任校務，必有不測，此又求主席鑒諒者也。越分陳辭，敬乞鑒宥。肅叩
鈞安！
傅斯年謹呈 八月十七日
傅斯年開頭所
說的顯具六朝駢文特性的幾句話，單從行文來看，盡管有官場慣用的套話與阿諛奉承的氣味，但也不乏真誠。作為文章斫輪老手，傅氏在分寸的拿捏上不失為恰到好處，無論是自謙還是抬捧，並不顯生硬，對方心中一定很爽並願意笑納的。而“每以越分之言”等句，想來二人都心照不宣，自是孔祥熙被罷官的暗指，而孔氏之丟掉官帽，蔣介石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中，不惜得罪夫人宋美齡和樹大根深的孔氏集團與姻親宋藹齡，於痛苦中做出的抉擇。凡事一有被迫，被脅迫之人自是對脅迫者心懷怨恨，此為人之常情。盡管各自肚中明白，卻不能解釋，一解釋就是弄巧成拙。傅借此次事件以隱喻的方式巧妙地舊事重提，顯然地是把對方置於了一個夾道跑馬不能回馬的境地，而此時的蔣介石對傅的“越分之言”當是更進一步理解與釋然了。在傅斯年這邊，僅是對舊事和自己的“忠心”理解和釋然是不夠的，必須拿出過硬的理由讓對方在保持權威和麵子的情況下收回成命，絕不能讓一個國家元首感到自己令不能行，並為此惱怒或失落，更不能讓蔣公心中萌生傅氏此舉乃驕狂自大，甚或狗坐轎子——不識抬舉的印象。於是有了傅斯年祭出“惡性血壓高”這一撒手鐧，以保全於萬一。傅氏之說並非故弄玄虛，後來赴台灣出任台大校長就是因此病而倒於講台。在重慶時，孔祥熙經常對人放風，“聽說傅斯年快不行了”，也是緣於此惡症，想來蔣介石讀到此處，會多少有點感動並生出一絲諒解之情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