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貽寶所言不差，就在這一時期，教授的月薪隻夠半個月吃飯，剩下的半個月隻好另想辦法，且多靠夫人們操勞。教授夫人來自五湖四海，為了吃飯，在昆明這塊地盤上開始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有的繡圍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一些小食品拿到街上叫賣。據梅貽琦夫人韓詠華回憶說：“我年歲比別人大些，視力也不很好，隻能幫助做做圍巾穗子。以後庶務趙世昌先生介紹我做糕點去賣。趙是上海人，教我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由潘光旦太太在鄉下磨好七成大米、三成糯米的米粉，加上白糖和好麵，用一個銀錠形的木模子做成糕，兩三分鍾蒸一塊，取名‘定勝糕’（即抗戰一定勝利之意），由我挎著籃子，步行四十五分鍾到‘冠生園’寄賣。月涵還不同意我們在辦事處操作，隻好到住在外麵的地質係教授袁複禮太太家去做。袁家有六個孩子，比我們的孩子小，有時糕賣不掉時，就給他們的孩子吃。”又說：“賣糕時我穿藍布褂子，自稱姓韓而不說姓梅。盡管如此，還是誰都知道了梅校長夫人挎籃賣定勝糕的事。由於路走得多，鞋襪又不合腳，有一次把腳磨破，感染了，小腿全腫起來。”盡管如此，還是要風雨無阻地來往奔波，而換來的錢大都給孩子們添置了必需的生活、學習用品，至於自己的生活，“經常吃的是白飯拌辣椒，沒有青菜，有時吃菠菜豆腐湯，大家就很高興了”。[23]
韓詠華一家高興了，潘光旦卻有點不太高興，他除了喝湯，還想吃肉，沾一點腥味，但又無錢購買。於是因地製宜，根據昆明當地耗子又肥又大且無處不在的特點，支起鐵質夾子抓耗子。每抓到耗子便“剝皮去內髒，收拾得很幹淨，切塊紅燒”，全家人分而食之。據潘光旦女兒潘乃穆在回憶文章《關於潘光旦吃鼠肉的故事》中所說：老鼠肉的味道“感覺和吃雞肉、兔肉差不多，並無異味。吃過之後也沒人因此害病”。[24]潘光旦吃耗子肉的事很快在昆明和更大的範圍傳開，經過好事者不斷加工渲染，一時成為街談巷議的話題。這一話題若幹年後得到了馮友蘭證實，馮氏說：“潘光旦吃耗子肉的事，也盛傳一時。他的兄弟是個銀行家，在重慶，聽說他吃耗子肉，趕緊彙了一點錢來，叫他買豬肉吃。”[25]於是，潘光旦吃耗子肉的故事才漸漸消停。
蔣夢麟辭別北大之謎
正是昆明的艱難生活與困苦處境，最終導致蔣夢麟的思想和人生觀發生了大的嬗變。北京大學校長在士林中吵吵嚷嚷，看上去熱鬧風光，但說到底還屬儒生、寒士一個。按照古代對社會各階層的劃分，在三教九流中，儒生列入九流之“中流”階層。到了元朝，政府按人們所從事的職業，把被征服的臣民劃分為十個等級即“十流”：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此時的儒生已經成為地地道道的“臭老九”，位列娼妓之後，連一個妓女的地位都不如（南按：再後來的“文革”期間，“臭老九”們多數成了反革命分子而被送進大獄，享受起老虎凳與辣椒湯的待遇了），與乞丐成了門對門、眼對眼的親兄弟。作為一個大學的校長，幾近一個丐幫幫主，並無真正的地位和風光可言，其落魄之狀在戰時的昆明尤為明顯。
1943年12月，在昆明的蔣夢麟利用鑽防空洞的時間，以英文撰寫完成了自傳體回憶錄《西潮》一書。在寫作間隙，他曾寫信給正在美國任大使的胡適，希望對方能幫忙校正一下其中的錯誤。在談到自己不用中文而用英文寫作時，表麵上的理由是在防空洞光線不足的情況下，使用英文寫出的字較易辨識，但內在的動機還是為了在美國出版方便。
此時蔣的5個子女都在學校讀書，開銷頗大，一切全靠自己與妻子微薄的收入艱難支撐，因而在請胡適校正的同時，也希望對方設法幫忙在美國尋找出版商盡快出版，以便“能賺點稿費養家糊口”。蔣認為在當時的貧困處境下，“如能摸幾文錢，使全家的靈魂不與體魄分離，已是意外的收獲了”。[26]身為國立北京大學校長，竟困窘至此，確也是令人扼腕太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