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貽寶所言不差,就在這一時期,教授的月薪隻夠半個月吃飯,剩下的半個月隻好另想辦法,且多靠夫人們操勞。教授夫人來自五湖四海,為了吃飯,在昆明這塊地盤上開始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有的繡圍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一些小食品拿到街上叫賣。據梅貽琦夫人韓詠華回憶說:“我年歲比別人大些,視力也不很好,隻能幫助做做圍巾穗子。以後庶務趙世昌先生介紹我做糕點去賣。趙是上海人,教我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由潘光旦太太在鄉下磨好七成大米、三成糯米的米粉,加上白糖和好麵,用一個銀錠形的木模子做成糕,兩三分鍾蒸一塊,取名‘定勝糕’(即抗戰一定勝利之意),由我挎著籃子,步行四十五分鍾到‘冠生園’寄賣。月涵還不同意我們在辦事處操作,隻好到住在外麵的地質係教授袁複禮太太家去做。袁家有六個孩子,比我們的孩子小,有時糕賣不掉時,就給他們的孩子吃。”又說:“賣糕時我穿藍布褂子,自稱姓韓而不說姓梅。盡管如此,還是誰都知道了梅校長夫人挎籃賣定勝糕的事。由於路走得多,鞋襪又不合腳,有一次把腳磨破,感染了,小腿全腫起來。”盡管如此,還是要風雨無阻地來往奔波,而換來的錢大都給孩子們添置了必需的生活、學習用品,至於自己的生活,“經常吃的是白飯拌辣椒,沒有青菜,有時吃菠菜豆腐湯,大家就很高興了”。[23]
韓詠華一家高興了,潘光旦卻有點不太高興,他除了喝湯,還想吃肉,沾一點腥味,但又無錢購買。於是因地製宜,根據昆明當地耗子又肥又大且無處不在的特點,支起鐵質夾子抓耗子。每抓到耗子便“剝皮去內髒,收拾得很幹淨,切塊紅燒”,全家人分而食之。據潘光旦女兒潘乃穆在回憶文章《關於潘光旦吃鼠肉的故事》中所說:老鼠肉的味道“感覺和吃雞肉、兔肉差不多,並無異味。吃過之後也沒人因此害病”。[24]潘光旦吃耗子肉的事很快在昆明和更大的範圍傳開,經過好事者不斷加工渲染,一時成為街談巷議的話題。這一話題若幹年後得到了馮友蘭證實,馮氏說:“潘光旦吃耗子肉的事,也盛傳一時。他的兄弟是個銀行家,在重慶,聽說他吃耗子肉,趕緊彙了一點錢來,叫他買豬肉吃。”[25]於是,潘光旦吃耗子肉的故事才漸漸消停。
蔣夢麟辭別北大之謎
正是昆明的艱難生活與困苦處境,最終導致蔣夢麟的思想和人生觀發生了大的嬗變。北京大學校長在士林中吵吵嚷嚷,看上去熱鬧風光,但說到底還屬儒生、寒士一個。按照古代對社會各階層的劃分,在三教九流中,儒生列入九流之“中流”階層。到了元朝,政府按人們所從事的職業,把被征服的臣民劃分為十個等級即“十流”: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此時的儒生已經成為地地道道的“臭老九”,位列娼妓之後,連一個妓女的地位都不如(南按:再後來的“文革”期間,“臭老九”們多數成了反革命分子而被送進大獄,享受起老虎凳與辣椒湯的待遇了),與乞丐成了門對門、眼對眼的親兄弟。作為一個大學的校長,幾近一個丐幫幫主,並無真正的地位和風光可言,其落魄之狀在戰時的昆明尤為明顯。
1943年12月,在昆明的蔣夢麟利用鑽防空洞的時間,以英文撰寫完成了自傳體回憶錄《西潮》一書。在寫作間隙,他曾寫信給正在美國任大使的胡適,希望對方能幫忙校正一下其中的錯誤。在談到自己不用中文而用英文寫作時,表麵上的理由是在防空洞光線不足的情況下,使用英文寫出的字較易辨識,但內在的動機還是為了在美國出版方便。
此時蔣的5個子女都在學校讀書,開銷頗大,一切全靠自己與妻子微薄的收入艱難支撐,因而在請胡適校正的同時,也希望對方設法幫忙在美國尋找出版商盡快出版,以便“能賺點稿費養家糊口”。蔣認為在當時的貧困處境下,“如能摸幾文錢,使全家的靈魂不與體魄分離,已是意外的收獲了”。[26]身為國立北京大學校長,竟困窘至此,確也是令人扼腕太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