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八月,美金一元,等於七百八十六元。(按:說明幣值大瀉。)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金一元,等於十二萬一千餘元。(按:幣值瀉得不像樣子。)
對於戰時物價變遷與高漲程度,陳存仁又列舉親身經曆的兩例加以說明:
一種就是最不值錢的油炸燴(油條),每一條要賣到二千元,後來漲到五千元,再後來漲到一萬元。
還有一樣東西,就是買一盒火柴,要一萬元,什麼紙幣我已記不清楚,我卻算了一算,究竟一根火柴要值多少錢,拿鳳凰牌(最有名的一種)來說,我叫學生細細點一下,一盒火柴大致七十根,用一萬元計算,就是一根要值到一百三十三元。
……
從前銀元的市價,幾天一變,漸漸地成為一日一變,更進一步,成為早晚市價不同,總是漲,漲!幣值總是跌,跌,跌![15]
這樣的境況,正是在昆明的陳寅恪贈吳宓詩中所言“淮南米價驚心問,中統錢鈔入手空。念昔傷時無可說,剩將詩句記飄蓬”[16]的生動寫照。
1943年,李約瑟自英國第一次來昆明時,以一個科學家的眼光與理性,忠實地記錄了西南聯大師生貧困窘蹇的生活狀況:“由於戰爭及世界形勢的轉變,自由中國現在已經與世界的其他部分隔離很久了。”[17]稍後,在專為同盟國科學工作者撰寫的報告中,李約瑟對西南聯大的教學、科研等情形做了這樣的描述:“各係都設在用泥磚建造的‘臨時營房’中,房頂上簡單地蓋著瓦和鐵皮,盡管有些房子上有中國式建築偉大傳統的雕簷,內部、地麵是夯實的土,摻有少量的水泥。在這種情況下,配置研究和教學用的實驗室體現了高度的聰明才智。例如,由於沒有煤氣可使用,所有加熱必須用電進行,因而(用黏土自製的)電爐的電爐絲用完後,工作陷於停頓,人們發現雲南一家兵工廠的製炮車床的刨屑是很好的代用品。蘇木精買不到時,人們發現與其類似的一種染料可以從雲南土產的一種橘黃色木頭(Coesalpinia sappan)中提取。顯微鏡的載片買不到時,就切割被空襲震破的窗玻璃代替。買不到蓋板就代之以當地產的雲母片。還可以列出許多詳細的事例。”[18]
李約瑟所言非虛,此時西南聯大教學設備的陳舊與落後,所需物資,特別是實驗物品的緊缺,不忍追憶。據化學係學生吳大觀在一篇回憶楊石先教授的文章中說:“二年級第一學期上化學實驗課,每兩個同學一組,火柴盒裏僅裝三根火柴,做完實驗,按規定要把火柴盒連同借用的儀器一起還回去。我做完實驗,把火柴盒一搖,空了,便將空盒毫不介意地丟到靠門的垃圾堆裏。當保管員問我火柴盒,我卻回答:‘一個破火柴盒還要它幹嗎!’第二天下午,楊先生把我叫到辦公室(楊石先,留美博士,原為南開大學教授,時任西南聯大化學係主任),我一眼就看到了放在桌上的火柴盒,心裏一怔,知道壞事了。楊先生真的生氣了,緊鎖眉頭,眼睛冒火,毫不原諒地指責我不知國家在抗戰中的困難,辦學不易,一口氣給我講了許多做人的道理。有一句話我至今不忘:‘你耍什麼大爺脾氣,我要停止你的化學實驗。’仔細想想,在抗戰的歲月裏,一根火柴都十分珍貴,何況一個空火柴盒!通過一個火柴盒,我悟出了一個中國人生活的真諦:愛惜公物,勤儉節約。”[19]吳大觀同學後來所悟出的“生活真諦”,當然不隻限於“中國人”,它對一切國家的人類皆適應。隻是在中國最為艱難的抗戰時期,作為一個中國青年學子,當更應恪守並從內心深處領會這一真諦的意義,也隻有如此,才能於無盡的苦難中保留住心中那粒充滿了希望與光明的火種。
也就在初次訪問中,李約瑟還看到:“學生們住在糟糕擁擠的宿舍裏,並且遭受著肺結核一類疾病的嚴重侵襲。因為缺乏洗滌設施,沙眼一類的感染非常普遍。但普通科學工作者現在的生活與以前相比差距更顯著,有重大成果的男女科學家也住在院子周圍搖晃的舊房子裏,無法保持清潔。工資隻漲了7倍,而雲南的生活費用上漲了103倍。我隻能做這樣的比喻,就像一個人有了一套舒適的公寓並擔任了年薪1000鎊的職務,後突然變成每年不到70英鎊,因此要生活在阿蓋爾郡的海岸上,就要節省每一個先令。一些在歐美名聲顯赫的人常常難以填飽肚子。”[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