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八月，美金一元，等於七百八十六元。（按：說明幣值大瀉。）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金一元，等於十二萬一千餘元。（按：幣值瀉得不像樣子。）
對於戰時物價變遷與高漲程度，陳存仁又列舉親身經曆的兩例加以說明：
一種就是最不值錢的油炸燴（油條），每一條要賣到二千元，後來漲到五千元，再後來漲到一萬元。
還有一樣東西，就是買一盒火柴，要一萬元，什麼紙幣我已記不清楚，我卻算了一算，究竟一根火柴要值多少錢，拿鳳凰牌（最有名的一種）來說，我叫學生細細點一下，一盒火柴大致七十根，用一萬元計算，就是一根要值到一百三十三元。
……
從前銀元的市價，幾天一變，漸漸地成為一日一變，更進一步，成為早晚市價不同，總是漲，漲！幣值總是跌，跌，跌！[15]
這樣的境況，正是在昆明的陳寅恪贈吳宓詩中所言“淮南米價驚心問，中統錢鈔入手空。念昔傷時無可說，剩將詩句記飄蓬”[16]的生動寫照。
1943年，李約瑟自英國第一次來昆明時，以一個科學家的眼光與理性，忠實地記錄了西南聯大師生貧困窘蹇的生活狀況：“由於戰爭及世界形勢的轉變，自由中國現在已經與世界的其他部分隔離很久了。”[17]稍後，在專為同盟國科學工作者撰寫的報告中，李約瑟對西南聯大的教學、科研等情形做了這樣的描述：“各係都設在用泥磚建造的‘臨時營房’中，房頂上簡單地蓋著瓦和鐵皮，盡管有些房子上有中國式建築偉大傳統的雕簷，內部、地麵是夯實的土，摻有少量的水泥。在這種情況下，配置研究和教學用的實驗室體現了高度的聰明才智。例如，由於沒有煤氣可使用，所有加熱必須用電進行，因而（用黏土自製的）電爐的電爐絲用完後，工作陷於停頓，人們發現雲南一家兵工廠的製炮車床的刨屑是很好的代用品。蘇木精買不到時，人們發現與其類似的一種染料可以從雲南土產的一種橘黃色木頭（Coesalpinia sappan）中提取。顯微鏡的載片買不到時，就切割被空襲震破的窗玻璃代替。買不到蓋板就代之以當地產的雲母片。還可以列出許多詳細的事例。”[18]
李約瑟所言非虛，此時西南聯大教學設備的陳舊與落後，所需物資，特別是實驗物品的緊缺，不忍追憶。據化學係學生吳大觀在一篇回憶楊石先教授的文章中說：“二年級第一學期上化學實驗課，每兩個同學一組，火柴盒裏僅裝三根火柴，做完實驗，按規定要把火柴盒連同借用的儀器一起還回去。我做完實驗，把火柴盒一搖，空了，便將空盒毫不介意地丟到靠門的垃圾堆裏。當保管員問我火柴盒，我卻回答：‘一個破火柴盒還要它幹嗎！’第二天下午，楊先生把我叫到辦公室（楊石先，留美博士，原為南開大學教授，時任西南聯大化學係主任），我一眼就看到了放在桌上的火柴盒，心裏一怔，知道壞事了。楊先生真的生氣了，緊鎖眉頭，眼睛冒火，毫不原諒地指責我不知國家在抗戰中的困難，辦學不易，一口氣給我講了許多做人的道理。有一句話我至今不忘：‘你耍什麼大爺脾氣，我要停止你的化學實驗。’仔細想想，在抗戰的歲月裏，一根火柴都十分珍貴，何況一個空火柴盒！通過一個火柴盒，我悟出了一個中國人生活的真諦：愛惜公物，勤儉節約。”[19]吳大觀同學後來所悟出的“生活真諦”，當然不隻限於“中國人”，它對一切國家的人類皆適應。隻是在中國最為艱難的抗戰時期，作為一個中國青年學子，當更應恪守並從內心深處領會這一真諦的意義，也隻有如此，才能於無盡的苦難中保留住心中那粒充滿了希望與光明的火種。
也就在初次訪問中，李約瑟還看到：“學生們住在糟糕擁擠的宿舍裏，並且遭受著肺結核一類疾病的嚴重侵襲。因為缺乏洗滌設施，沙眼一類的感染非常普遍。但普通科學工作者現在的生活與以前相比差距更顯著，有重大成果的男女科學家也住在院子周圍搖晃的舊房子裏，無法保持清潔。工資隻漲了7倍，而雲南的生活費用上漲了103倍。我隻能做這樣的比喻，就像一個人有了一套舒適的公寓並擔任了年薪1000鎊的職務，後突然變成每年不到70英鎊，因此要生活在阿蓋爾郡的海岸上，就要節省每一個先令。一些在歐美名聲顯赫的人常常難以填飽肚子。”[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