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令知識分子落魄的生活遭際，時為西南聯大化學係著名的“怪教授”曾昭掄亦深表鬱悶和無奈，他在這年7月6日的日記中記載：“昆明教育界生活日趨艱苦，聯大教授中，每月小家庭開支達五百元者，為數不少。月薪不足之數，係由自己貼補。昨聞黃子卿雲，彼家即每月需貼百餘元。一年以來，已貼一千元以上。原來存款，即將用罄，現連太太私房及老媽子的工錢，也一並貼入，同時尚當賣東西到資補助雲。”8月28日記道：“九時，蔣明謙、買樹槐來談，自稱現今每月掙一百零五元，入不敷出，顧家更無辦法。買又雲，彼等住昆師之教員被該校逐出，現已無家可歸。”[13]其悲慘之狀可與乞丐難分彼此，甚至可以於夜間同蓋一塊大廢報紙而成為真正情同手足的階級弟兄了。
1942年，聯大中文係教授王力應《中央周刊》之約寫過一篇《戰時的物價》的小品文，說：“這兩三年來，因為物價高漲的緣故，朋友一見麵就互相報告物價，親戚通信也互相報告物價。不過這種報告也得有報告的哲學，當你對你的朋友說你在某商店買了一雙新皮鞋價值四百元的時候，你應該同時聲明這是昨天下午七時三十五分的售價，以免今天他也去買一雙的時候硬要依照原價付錢，因而引起糾紛。又當你寫信給你的親戚報告本市物價的時候，別忘了補充一句：‘信到時，不知又漲了多少。’”又說：“現在有些小地方追趕某一些大都市的物價，恰像小狗背著斜陽追趕自己的影子。但是無論小地方或大都市，人人都在嗟歎物價如春筍，如初日，如脫手的氣球，隻見其高，不見其低。有時候又像小學算術裏所敘述的蝸牛爬樹，日升三尺，夜降一尺，結果仍是升高……一向不曾做過生意，現在從北方帶來的原值一元的網球竟能賣得九十元，獲利九十倍，怎不令人笑逐顏開？”對於物價飛漲而教職員薪水也跟著蹦跳而又始終追不上物價的尷尬現實，窮困中仍不忘舞文弄墨的王教授以調侃的筆法寫道：“明年的薪水一定比今年增加：明年如果肯把這一支相依為命的派克自來水筆割愛，獲利一定在百倍以上。”[14]
王力早年考入清華國學研究院，據說是同班32名學生中唯一跟隨趙元任治語言學課業者，後來負笈遠遊，留學法國，融中西文化於一身，成就斐然，屬於陳寅恪、趙元任學生輩中最出色的學者和語言學家。但據王力自己說，同是我這個人，寫正經的文章時往往為了推敲一個字而“嘔出心肝，若寫些所謂小品，卻是日試萬言，倚馬可待”。
出現這種差別的原因，除了王氏自言是“尼姑思凡，動了一念紅塵”之外，當是生活本身的利刃已在他心中劃過無數道帶血的印痕，鬱積於心中的塊壘必須傾吐出來才感到身心舒坦一些，於是便有了他一連串發表於各報刊關於戰時物價與人民生活真相的文章問世。就當時的情形言，與王力處於同一種心境者大有人在，如抗戰期間一直在淪陷的上海行醫的醫學名家陳存仁，於1949年漂泊香港後，應《大人》雜誌之邀，連續寫了許多劄記類文章，後來結集為《銀元時代生活史》和《抗戰時代生活史》出版。因兩部書多是作者的親身經曆和“發憤”之作，加之收集資料翔實，曾轟動一時，頗為抗戰生活史家重視。在《銀元時代的生活史》中，陳存仁對抗戰時的物價有這樣一段描述：
我為了寫這篇文稿，好多熱心的朋友為我搜集資料，有一位朋友替我在香港大學圖書館中查到戰事開始後，黃金美鈔對紙幣的比數列表如下：（按：這裏所謂一元，起初是指老法幣，後來是敵偽時期儲備票，再後來是金圓券銀圓券等。）
一九三八年五月，美金一元，等於四千一百五十八元。（按：這是初見的記錄。）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美金一元，等於六千一百六十元。（按：這是七個月加了半倍。）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美金一元，等於一萬三千二百七十五元。
（按：幣值大崩潰了。）
一九四O年八月，美金一元，等於一萬七千七百二十五元。
（按：幣值還是漲。）
一九四O年九月，美金一元，等於十八元七角八分。（按：幣製已改。）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美金一元，等於二十二元六角。（按：表示這年尚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