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勝利的前夜(3)(3 / 3)

來延安之前,傅斯年與在李莊的李濟、董作賓、梁思永等學界中人已看到了這部著作,但具體做何評價一直不為外界所知,從一貫提倡“新思潮”的“海龜”傅斯年對“乾嘉餘孽”和“土鱉”們的反對與鄙視來看,恐怕難有好的評價——盡管老範早已“古為今用”地改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來寫此書了。

此次二人延安相逢,範老正在編寫一部關於農民造反和“造反有理”的中國政治史,並打算本著馬列主義“實事求是”“求真務實”的精神,重新改寫《中國通史簡編》。傅氏得知此情,對這種治學態度表示讚賞,二人由此握手言歡,彼此增加了信任。至於傅斯年是否從範文瀾處要到了陳寅恪請托之書,不得而知,想來這點事是不難辦到的吧。隻是令傅想不到的是,1950年後,範重新改寫的《中國通史簡編》,在敘述到商代曆史和殷墟發掘的葬坑與出土器物時,隻剩了一句“解放前有人做過發掘”的話。再後來,連“有人”二字也被老範的如椽大筆給一下勾銷了,隻剩了草草六個字的“地下發掘證明”。[40]至於這聞名於世的殷墟遺址是人是鬼或妖魔鬼怪所發掘,在老範的眼裏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要得到郭老(沫若)還有其他不同高位上的大人物喜歡,即為“求真務實”的成功之作。自此,無論是傅斯年、李濟,還是董作賓、梁思永的名字,都與安陽殷墟考古發掘無緣。世人談到安陽發掘與甲骨文研究,便“隻知有忠賢,不知有皇帝”了。當然,這個時候的傅斯年或董作賓早已跑到了台灣並進入了九泉之下,與閻王小鬼們交往起來,對於地麵上幸存的馬列學者們,是問蒼生還是問鬼神,他們已無力顧及了。此行傅斯年是否見到了陳寅恪點名代為求見的林伯渠,仍是不得而知。若林氏在延安,相見的可能性頗大。但即使相見,也不會有什麼高深和隱秘的問題可談,不過相互問候罷了。

訪問團共在延安逗留四天,與中共領導人幾次會見中,似乎是黃炎培談得更多、更具體,除了對國際、國內局勢的看法,黃氏認為國內各黨各派的團結有絕對的必要,並指出國共兩黨都有恢複談判的可能。在與毛澤東會談時,黃一度施展揣摩、捭闔、轉圜之術,談了一人、一家、一地方,乃至一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也”等所謂“興亡周期率”,頗得毛的好感,對方表示中共可以找到一個好法來擺脫這個周期率雲雲。[41]

在訪問的後期,當以黃炎培為主角的參政員提到對大局的看法,並說到“雙方商談之門,並沒有關閉”時,毛澤東很表同意,接著說:“隻為了門外有一塊絆腳石,就是國民大會問題。”[42]黃氏深以為然。經過與中共高層人物多次會談,最後總算形成了一個《中共代表與褚輔成、黃炎培等參政員延安會談記錄》文件,可視為幾天來會談的總成果。

7月5日早餐後,訪問團成員匆匆趕往機場,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親到機場送行。最後握別時,毛澤東特地叮囑六位參政員到重慶後務必向蔣委員長致謝,並稱:“有諸位來延安,使我們聽到許多平時不易聽到的話,增加了不少了解。並祝蔣委員長健康。”[43]

同時,毛還托傅斯年轉達自己對胡適老師的問候——盡管胡適與傅斯年一樣,當年甚至不把這位圖書館助理員放在眼裏。

對於六位參政員抵達延安後的活動,中共中央在宣傳上似有嚴格規定,除以顯著位置在《解放日報》和《新華日報》上介紹中共舉行歡迎宴會外,對六位參政員的活動細節未加報道,而對於他們的離去,也隻發了一條簡短且未加評論的消息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