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延安之前，傅斯年與在李莊的李濟、董作賓、梁思永等學界中人已看到了這部著作，但具體做何評價一直不為外界所知，從一貫提倡“新思潮”的“海龜”傅斯年對“乾嘉餘孽”和“土鱉”們的反對與鄙視來看，恐怕難有好的評價——盡管老範早已“古為今用”地改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來寫此書了。
此次二人延安相逢，範老正在編寫一部關於農民造反和“造反有理”的中國政治史，並打算本著馬列主義“實事求是”“求真務實”的精神，重新改寫《中國通史簡編》。傅氏得知此情，對這種治學態度表示讚賞，二人由此握手言歡，彼此增加了信任。至於傅斯年是否從範文瀾處要到了陳寅恪請托之書，不得而知，想來這點事是不難辦到的吧。隻是令傅想不到的是，1950年後，範重新改寫的《中國通史簡編》，在敘述到商代曆史和殷墟發掘的葬坑與出土器物時，隻剩了一句“解放前有人做過發掘”的話。再後來，連“有人”二字也被老範的如椽大筆給一下勾銷了，隻剩了草草六個字的“地下發掘證明”。[40]至於這聞名於世的殷墟遺址是人是鬼或妖魔鬼怪所發掘，在老範的眼裏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要得到郭老（沫若）還有其他不同高位上的大人物喜歡，即為“求真務實”的成功之作。自此，無論是傅斯年、李濟，還是董作賓、梁思永的名字，都與安陽殷墟考古發掘無緣。世人談到安陽發掘與甲骨文研究，便“隻知有忠賢，不知有皇帝”了。當然，這個時候的傅斯年或董作賓早已跑到了台灣並進入了九泉之下，與閻王小鬼們交往起來，對於地麵上幸存的馬列學者們，是問蒼生還是問鬼神，他們已無力顧及了。此行傅斯年是否見到了陳寅恪點名代為求見的林伯渠，仍是不得而知。若林氏在延安，相見的可能性頗大。但即使相見，也不會有什麼高深和隱秘的問題可談，不過相互問候罷了。
訪問團共在延安逗留四天，與中共領導人幾次會見中，似乎是黃炎培談得更多、更具體，除了對國際、國內局勢的看法，黃氏認為國內各黨各派的團結有絕對的必要，並指出國共兩黨都有恢複談判的可能。在與毛澤東會談時，黃一度施展揣摩、捭闔、轉圜之術，談了一人、一家、一地方，乃至一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也”等所謂“興亡周期率”，頗得毛的好感，對方表示中共可以找到一個好法來擺脫這個周期率雲雲。[41]
在訪問的後期，當以黃炎培為主角的參政員提到對大局的看法，並說到“雙方商談之門，並沒有關閉”時，毛澤東很表同意，接著說：“隻為了門外有一塊絆腳石，就是國民大會問題。”[42]黃氏深以為然。經過與中共高層人物多次會談，最後總算形成了一個《中共代表與褚輔成、黃炎培等參政員延安會談記錄》文件，可視為幾天來會談的總成果。
7月5日早餐後，訪問團成員匆匆趕往機場，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親到機場送行。最後握別時，毛澤東特地叮囑六位參政員到重慶後務必向蔣委員長致謝，並稱：“有諸位來延安，使我們聽到許多平時不易聽到的話，增加了不少了解。並祝蔣委員長健康。”[43]
同時，毛還托傅斯年轉達自己對胡適老師的問候——盡管胡適與傅斯年一樣，當年甚至不把這位圖書館助理員放在眼裏。
對於六位參政員抵達延安後的活動，中共中央在宣傳上似有嚴格規定，除以顯著位置在《解放日報》和《新華日報》上介紹中共舉行歡迎宴會外，對六位參政員的活動細節未加報道，而對於他們的離去，也隻發了一條簡短且未加評論的消息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