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氏信中的陸賈，漢初楚人，從高祖劉邦定天下後，出使勸說割據嶺南的南越王趙佗，迫使趙佗稱臣，後以敘述秦漢所以興亡的《新語》十二篇為劉邦所重。酈生，即秦漢年間的儒生酈食其，司馬遷《史記》載，酈生初識劉邦，便請命遊說陳留令，使劉邦輕而易舉地控製了號稱“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的陳留。後又遊說齊王田廣，計成，“伏軾下齊七十餘城”。隻是未等齊王獻城投降，劉邦手下大將韓信聽從幕僚之計，舉兵攻打齊國，齊王認為酈食其欺騙了自己，惱怒之下將其逮捕投入油鍋當作人肉麻花一烹了之。因陸賈與酈生皆劉邦時代有名的說客，司馬遷把陸、酈並舉，作《酈生陸賈列傳》。陳寅恪信中的“陸賈之功”與“酈生之能”，喻古代朝廷使者勸說地方勢力歸附中央政府的功績和才能，而當時傅斯年等參政員的延安之行，就負有類似使命，隻是不便公開言說罷了。在這樣一種背景下，陳寅恪憑借一個偉大曆史學家的洞察力和對時局的非凡卓見，加之與傅斯年的特殊關係，非常肯定地預言傅氏等一行，隻能是既無“陸賈之功”，亦無“酈生之能”，權作古典小說《鏡花緣》中的多九公與林之洋兩個閑散人物，結伴到仙山瀚海胡亂遊蕩一圈而已。傅斯年接信後，因時機尚不成熟，視察團赴延安的事一拖再拖就擱了下來，直到九個月之後的今天，幾位參政員才在落腳的延安這塊中共地盤上，各逞“酈生之能”，爭搶“陸賈之功”。對此興趣不大的傅斯年，在完成計劃中的見麵與談話後，開始穿梭於一排排窯洞探訪故友新知。
劉燿是抗戰前史語所發掘殷墟時自河南大學招收的畢業生，與石璋如一同進入史語所參加殷墟發掘，算是傅斯年學生輩人物。抗戰事起，劉燿隨史語所抵達長沙不久，離所徑自奔赴延安，化名尹達投入了共產黨陣營。先後進入陝北公學、馬列學院學習，後進入範老（文瀾）領導的馬列研究院曆史研究室從事馬列學說的研究，1941年到延安方麵設立的中央出版局任出版科長。傅是在出版局所屬的一口窯洞裏見到了這位尹科長的。
盡管政治立場各有不同，但就傅、尹師生此次相見，卻有他鄉遇故知之感，一幕幕往事湧上心頭。遙想戰前的殷墟發掘，那是何等壯觀氣派，令人心旌激蕩。隨著抗日戰爭的爆發和國共對立摩擦，導師與弟子天南地北，一別數載不得相見，憶及前塵往事，各自欷歔不已。
傅斯年看了尹達的工作環境和工作成績，甚不滿意，忘記眼前是中共治下的延安而不是自由進出的李莊或重慶，一時感情衝動，竟有些糊塗和一廂情願地動員尹達隨自己一道回四川李莊史語所，重操舊業，接著續寫尹氏此前已完成大半的《山東日照兩城鎮史前遺址發掘報告》雲雲。這一提議，“對已經選擇了革命道路的尹達來說，當然是不可能的事情”。[36]其結果是，尹達驚慌失措，傅討了個沒趣。後來，尹達致信傅斯年對此次相會的隱情做過委婉的解釋，內有“延安一晤，至以為快。知諸師友均在努力寫作，自愧為學術工作盡力甚微，思之悵悵”等語。表示“所中所出有關考古之書，可否致送一份？盼甚。愚未完成之書，仍願續作。今後交通方便，大局安定，望能捎致北方大學，當設法完成之”。[37]此事隻是尹達一說而已，真正的用意是向傅斯年示好，並替傅挽回一點丟失在黃土塬上的麵子罷了。
由於中共高層安排及尹達本人的關係，傅斯年除按名單會見主人外，還專門擠出時間參觀了延安的中央研究院、馬列主義學院等學術機關，單獨會見了馬列學院的副院長兼曆史研究室主任範文瀾。
範老是傅斯年的學長，於191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國學門。曾受業於章太炎、黃侃、陳漢章、劉師培等“乾嘉老輩”，或曰“乾嘉餘孽”，因而他“沒有感覺到《新青年》所提倡的新思潮，是一條真出路”。[38]
畢業後，範先後在幾個中學、北平女子文理學院做了近20年的教書匠。1939年10月索性辭職跑到了延安並很快受到中共高層重用，開始以頭號馬列主義曆史學家的身份敲起了邊鼓。當毛澤東講“年輕人應該起來打倒老年人”“這是曆史的規律”的那場講演時，他就在座，毛還加了“範老你是專家，我講的不對你可要糾正呀”那樣的話。[39]未久開始撰寫《中國通史簡編》（以下簡稱《簡編》），其中寫到曆代統治者的殘暴荒淫與無恥，像配方一樣按比例配製。據說該大作出版並經《新華日報》連載後，曾轟動一時。《簡編》中的“商朝事跡”部分，老範引用了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在安陽殷墟考古發掘的許多資料，同時對史語所及發掘人員的工作業績給予了讚譽性介紹。其中在“商代的生產工具”一節中，說道：“商代生產工具，已經不是石頭工具而是金屬工具。殷墟發掘專家李濟說：‘大多數石器都非平常用的東西，有的是一種藝術的創造，有的是一種宗教的寄托，這些東西，在周朝多用玉琢，如璧琮一類的禮器，在殷墟所見仍為石製。’又殷墟發現許多銅器，有矢鏃，有鉤，有矛，有刀與削，有斧與锛，有觚，有爵，有各種銅範。李濟在論殷墟五種銅器說：‘殷墟銅器，以矢鏃為最多，金屬原料，隻有到了最便宜時，才能用作箭鏃，實際上在青銅時代用作箭鏃的仍是骨與燧石，這就是說用銅的時代，並不一定用銅作矢鏃。’”雲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