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勝利的前夜(3)(2 / 3)

陳氏信中的陸賈,漢初楚人,從高祖劉邦定天下後,出使勸說割據嶺南的南越王趙佗,迫使趙佗稱臣,後以敘述秦漢所以興亡的《新語》十二篇為劉邦所重。酈生,即秦漢年間的儒生酈食其,司馬遷《史記》載,酈生初識劉邦,便請命遊說陳留令,使劉邦輕而易舉地控製了號稱“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的陳留。後又遊說齊王田廣,計成,“伏軾下齊七十餘城”。隻是未等齊王獻城投降,劉邦手下大將韓信聽從幕僚之計,舉兵攻打齊國,齊王認為酈食其欺騙了自己,惱怒之下將其逮捕投入油鍋當作人肉麻花一烹了之。因陸賈與酈生皆劉邦時代有名的說客,司馬遷把陸、酈並舉,作《酈生陸賈列傳》。陳寅恪信中的“陸賈之功”與“酈生之能”,喻古代朝廷使者勸說地方勢力歸附中央政府的功績和才能,而當時傅斯年等參政員的延安之行,就負有類似使命,隻是不便公開言說罷了。在這樣一種背景下,陳寅恪憑借一個偉大曆史學家的洞察力和對時局的非凡卓見,加之與傅斯年的特殊關係,非常肯定地預言傅氏等一行,隻能是既無“陸賈之功”,亦無“酈生之能”,權作古典小說《鏡花緣》中的多九公與林之洋兩個閑散人物,結伴到仙山瀚海胡亂遊蕩一圈而已。傅斯年接信後,因時機尚不成熟,視察團赴延安的事一拖再拖就擱了下來,直到九個月之後的今天,幾位參政員才在落腳的延安這塊中共地盤上,各逞“酈生之能”,爭搶“陸賈之功”。對此興趣不大的傅斯年,在完成計劃中的見麵與談話後,開始穿梭於一排排窯洞探訪故友新知。

劉燿是抗戰前史語所發掘殷墟時自河南大學招收的畢業生,與石璋如一同進入史語所參加殷墟發掘,算是傅斯年學生輩人物。抗戰事起,劉燿隨史語所抵達長沙不久,離所徑自奔赴延安,化名尹達投入了共產黨陣營。先後進入陝北公學、馬列學院學習,後進入範老(文瀾)領導的馬列研究院曆史研究室從事馬列學說的研究,1941年到延安方麵設立的中央出版局任出版科長。傅是在出版局所屬的一口窯洞裏見到了這位尹科長的。

盡管政治立場各有不同,但就傅、尹師生此次相見,卻有他鄉遇故知之感,一幕幕往事湧上心頭。遙想戰前的殷墟發掘,那是何等壯觀氣派,令人心旌激蕩。隨著抗日戰爭的爆發和國共對立摩擦,導師與弟子天南地北,一別數載不得相見,憶及前塵往事,各自欷歔不已。

傅斯年看了尹達的工作環境和工作成績,甚不滿意,忘記眼前是中共治下的延安而不是自由進出的李莊或重慶,一時感情衝動,竟有些糊塗和一廂情願地動員尹達隨自己一道回四川李莊史語所,重操舊業,接著續寫尹氏此前已完成大半的《山東日照兩城鎮史前遺址發掘報告》雲雲。這一提議,“對已經選擇了革命道路的尹達來說,當然是不可能的事情”。[36]其結果是,尹達驚慌失措,傅討了個沒趣。後來,尹達致信傅斯年對此次相會的隱情做過委婉的解釋,內有“延安一晤,至以為快。知諸師友均在努力寫作,自愧為學術工作盡力甚微,思之悵悵”等語。表示“所中所出有關考古之書,可否致送一份?盼甚。愚未完成之書,仍願續作。今後交通方便,大局安定,望能捎致北方大學,當設法完成之”。[37]此事隻是尹達一說而已,真正的用意是向傅斯年示好,並替傅挽回一點丟失在黃土塬上的麵子罷了。

由於中共高層安排及尹達本人的關係,傅斯年除按名單會見主人外,還專門擠出時間參觀了延安的中央研究院、馬列主義學院等學術機關,單獨會見了馬列學院的副院長兼曆史研究室主任範文瀾。

範老是傅斯年的學長,於191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國學門。曾受業於章太炎、黃侃、陳漢章、劉師培等“乾嘉老輩”,或曰“乾嘉餘孽”,因而他“沒有感覺到《新青年》所提倡的新思潮,是一條真出路”。[38]

畢業後,範先後在幾個中學、北平女子文理學院做了近20年的教書匠。1939年10月索性辭職跑到了延安並很快受到中共高層重用,開始以頭號馬列主義曆史學家的身份敲起了邊鼓。當毛澤東講“年輕人應該起來打倒老年人”“這是曆史的規律”的那場講演時,他就在座,毛還加了“範老你是專家,我講的不對你可要糾正呀”那樣的話。[39]未久開始撰寫《中國通史簡編》(以下簡稱《簡編》),其中寫到曆代統治者的殘暴荒淫與無恥,像配方一樣按比例配製。據說該大作出版並經《新華日報》連載後,曾轟動一時。《簡編》中的“商朝事跡”部分,老範引用了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在安陽殷墟考古發掘的許多資料,同時對史語所及發掘人員的工作業績給予了讚譽性介紹。其中在“商代的生產工具”一節中,說道:“商代生產工具,已經不是石頭工具而是金屬工具。殷墟發掘專家李濟說:‘大多數石器都非平常用的東西,有的是一種藝術的創造,有的是一種宗教的寄托,這些東西,在周朝多用玉琢,如璧琮一類的禮器,在殷墟所見仍為石製。’又殷墟發現許多銅器,有矢鏃,有鉤,有矛,有刀與削,有斧與锛,有觚,有爵,有各種銅範。李濟在論殷墟五種銅器說:‘殷墟銅器,以矢鏃為最多,金屬原料,隻有到了最便宜時,才能用作箭鏃,實際上在青銅時代用作箭鏃的仍是骨與燧石,這就是說用銅的時代,並不一定用銅作矢鏃。’”雲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