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延安之行，左舜生還是按重慶的老套路數，懵懵懂懂地提出如此“荒謬絕倫，匪夷所思”的怪論，惹得同鄉毛澤東深惡痛絕，真可謂狗改不了吃屎也！
毛澤東與傅斯年夜談往事
相對左氏施展的捭闔、鉤鉗等無聊之術，傅斯年不愧是胡適所說的“世間稀有的一個天才”和學政兩界大鱷。同為毛澤東的舊識，卻沒有像左氏一樣稀裏糊塗地讓人家放下手中的槍杆子。傅氏深知相互之間的關係和麵前各自的地位與往昔大為不同了，所謂此一時，彼一時也。
毛澤東是1918年夏天從湖南鄉村走進北大的，就在這期間，他和大名鼎鼎的胡適以及北大學生領袖傅斯年遭遇了。許多年後，毛在延安那口黃土凝成的簡陋窯洞裏，於寂靜的夜幕中伴著青燈向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回憶了這段使他刻骨銘心的經曆：“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個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個人合住一個小房間，我們全體擠在炕上，連呼吸的地方都沒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預先警告身旁的人。”[27]“對於我，北平好像花費太大了；我是從朋友們借了錢來北平的，來了以後，馬上就必須尋找職業。楊昌濟——我從前在師範學校的倫理教員，這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助我找尋一個職業，他就把我介紹給北大的圖書館主任。這主任就是李大釗，他不久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後來被張作霖槍殺了。李大釗給我找到工作，當圖書館的助理員，每月給我一筆不算少的數目——八塊錢。”又說：“我的地位這樣地低下，以至於人們都躲避我。我擔任的工作是登記圖書館讀報紙的人們的名字，可是大多數人，都不把我當人類看待。在這些來看報的人們當中，我認識了許多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領袖們的名字。像傅斯年、羅家倫，和一些別的人，對於他們我是特別感興趣的。我打算去和他們開始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忙人。他們沒時間去傾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土話。”[28]
這段回憶不但令毛澤東感到悲傷，亦令後來的天下讀者備感心酸，或許沒有人想到，一個後來號稱推翻“三座大山”的世界級巨人，居然還有這樣一段卑微的傷心史。從這段不愉快的回憶中可以看出，當年在北大一呼百應、叱吒風雲、“不可一世”的傅斯年，的確是“目空天下士”的。令後人不可思議的是，傅、羅等幾個在北大讀書的毛頭小子，居然不把眼前這位即將成為“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和大救星”的偉人當人類看待，真可謂有眼不識泰山了。但，同那個時代所有的人一樣，傅斯年沒有想到毛澤東日後會成為比他還要不可一世和充滿霸氣與豪氣的一國之主，當然更不會想到許多年後有延安相會這一段插曲。倘傅氏有先見之明，以他的聰明與世故，想來是會“有時間”去好好聆聽一下這個圖書館的登記員說幾句“南方土話”的。
不過，事情總是在不斷變化中，當時人微言輕的毛澤東，對傅斯年等人搞的那些個東西，也由最早的崇拜漸漸轉為失望。據傅斯年的侄子傅樂成說，“毛在北大寫信給朋友，說他被孟真先生和羅家倫等人欺騙了。因為他們不像他在長沙耳聞的那麼優秀”[29]雲雲。這就是說，後來的毛澤東以他的磅礴之氣與對世事的深明洞見，已不把傅斯年、羅家倫之輩放在眼裏了。正如毛澤東自己所言，在窮困潦倒中，於這座帝王之都的公園和故宮宮址“看到了北國的早春，在堅冰還蓋著北海的時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北京的樹木引起了我無窮的欣賞”[30]。——這個時候，一個輝煌的大夢已在毛澤東心中萌生，即將在一個風和日麗的早春破繭而出，一飛衝天，於古老的天安門城樓上投下巨影。
而傅斯年這邊，對後來跑到偏遠山林河穀與黃土高原拉杆子鬧革命，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人物，很長一段時間同樣未放在眼裏。1932年9月18日，傅斯年在《獨立評論》發表的《“九一八”一年了！》政論文章中，談到中國政治的出路問題，認為國民黨自身已腐化墮落，弄得天怒人怨，國勢瀕危。“今日之大難題，即在國民黨自身弄得沒有辦法，而中國並沒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而代之。好比明朝亡國的時候，南京北京的姓朱的都不高明一般。”對有人提出共產黨是否可取而代之的疑問，傅的回答是：“共產黨自身的力量也正有限，以我前者同共產黨共事的經驗論，不能不覺得他們也是感情的發泄，而並無建國之能力，所做的工作很多還是洋八股。”[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