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在《蘇聯究竟是一個什麼國家》中，用自己的價值判斷方式分析了蘇聯的經濟體製和政治製度及意識形態，否定了其先進性。認為蘇聯是中國麵臨的敵人，其野蠻主義與曆史上的北方遊牧民族和沙俄是一樣的。因為種種跡象表明，蘇俄是帝國主義者，是擴張主義者。在他看來，斯大林執政後，“狐狸尾巴就出現了”，俄羅斯曆史上所有的暴君統統成了民族英雄。帝俄時代曾因征討羅馬尼亞建立戰功的將軍西窩涅夫銅像，自敖德薩倉庫中走上了羅馬尼亞河外的廣場，就是明證。
傅氏還認為蘇聯專事向外擴張，而不向內發展。到處威脅別國的安全，可以說“乃是一個集人類文明中罪惡之大成的國家。為了捍衛中華民族的傳統和文化，就必須反對蘇聯的意識形態滲透，因為舊俄羅斯的帝國主義，蘇聯的新野蠻主義，正是橫在我們眼前最大的危機，也是我民族生存最大的威脅”（原載台灣《傅斯年文集》，第5冊，轉引自《傅斯年傳》，焦潤明著，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19]傅斯年不僅站在民族主義的角度反對蘇聯，而站在自由主義立場上更加反對蘇聯。他認為蘇聯對內對外展現的根本不是社會主義麵容，而是地地道道的帝國主義嘴臉。所謂的“自由”“平等”本來都是法國大革命的口號，馬克思主義主張無產階級專政，蘇聯的製度“表麵說是經濟平等，事實上恢複了中古的階級政權形式的不平等”。傅氏後來著文說：“馬克思派提倡以無產階級專政，先是一個根本不平等。個人專政，是一個人有特殊的權能，寡頭專政，是少數幾個人有特殊權能。一個階級的專政更不得了，乃是這一個階級整個有特殊權能。一個人專政已經吃不消，但一個人同他所用的人，終究力量有限，人民還保有若幹‘自由’，等到一個階級專政，那麼，到處都是專政者，人民的‘自由’固然絕對沒有了，而‘平等’又何在？”“再說，在××主義這樣虛偽的號召‘平等’之下，他隻相信組織力的，他那種組織，組織到極度，一切組織都成了特務組織，一切作風都成了特務作風，過分的組織固然妨礙‘自由’，過分的組織又何嚐不妨礙‘平等’？”“再說，……財富之分配不平均，固然影響‘平等’、影響‘自由’，政權之如此集中，決不給私人留點‘自由’的餘地，豈不是影響‘自由’、影響‘平等’？”“政權集中的危害要比金錢集中為害更大，更影響平等。”
傅斯年認為平等是一個法律的觀念，沒有平等的法律，哪裏來的平等。他得出的結論是斯大林的蘇聯是一個“獨占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特征是國家控製一切資本，一切人民的生命都成了國家資本，國家是誰？是斯大林和他的政治局）、“選拔式的封建主義”（雖然不是遺傳的，卻是一個特殊階級在廣大民眾上統治，權力無限的統治）、“唯物論的東正教會”（其愚民政策完全一致）。因而傅斯年說，“蘇聯實在是自有史以來最反動的一個政治組織，因為他包含中世到近代一切政治製度中一切最反動的部分，而混為一體。”（傅斯年《自由與平等》，載《自由中國》，第1卷第1期）
[20][33]金嶽霖《陶孟和為當時的人所欽佩》，載《金嶽霖的回憶與回憶金嶽霖》，劉培育主編，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23]《中國近代思想學術的係譜》，王汎森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25]《石璋如先生訪問紀錄》，陳存恭、陳仲玉、任育德訪問，任育德記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26]蔡鼎《從國防觀點泛論西北工業建設》，載《軍事與政治》雜誌，第4卷第5期，1943年5月。
[27][28][29][30]潘光哲《“中央研究院”逸事》，載《溫故》之三，廣西師範大學200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