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三門峽大壩建成，1962年2月第一台15萬千瓦機組試運轉，總投資9.42億元人民幣，對當時的新中國來說，可以說是傾全國之力。建成後的工程雖然給黃河下遊防洪安瀾和灌溉、發電等方麵帶來了一定經濟效益，但在建造時由於沒有考慮排沙這一關鍵性技術問題，泥沙淤積問題日益突顯。據國家水電部資料顯示，1960年工程蓄水，到1962年2月發電時，水庫就淤積了15億噸泥沙；到1964年11月，總計淤積泥沙50億噸。越三年，庫內淤塞泥沙達34億立方米，幾為設計庫容的一半。而黃河回水，使潼關河床淤高了4.5米，迫使黃河最大支流——渭河水位上升，直接威脅中國西北的經濟中心西安的安全。中國最富裕的關中平原，大片土地出現鹽堿化和沼澤化，使得庫區移民上上下下來回反複遷徙，十幾萬人弄得一貧如洗，疾病纏身，男女老少啼饑號寒，其淒苦悲慘之狀，令見者為之淚下，曾代表國務院前往考察的高官大員麵對慘況，亦禁不住說：“國家對不起你們。”據黃萬裏的長公子黃觀鴻說：當時三門峽的敗象日顯，陝西泥沙日積，地方官忍無可忍，繞過周恩來徑向毛澤東告狀，毛澤東急了，說：“三門峽（大壩）不行就把它炸掉！”
為情勢所迫，1964年，三門峽不得不進行第一次改建，強行用炸藥在壩底炸開了“兩洞四管”，以用於泄流排沙；1969年，又進行了第二次改建，耗資8000萬元，再度在壩底炸開了8個孔洞，進一步增大了泄流排沙的能力。盡管如此，依然留有巨大隱患。2003年8月，渭河一場洪災，使建成40多年的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再次成為社會各界爭論的焦點。據陝西方麵的水利專家說：“今年渭河的水並不大，隻相當於渭河5年一遇的洪水。但今年形成的災害比較大，相當於渭河50年一遇洪水的災害（其中華縣、華陰市遭受了自1556年以來500年最大的災害，生活水平倒退了10年），這場災害使陝西全省有1080萬畝農作物受災，225萬畝絕收，成災人口515萬人，直接經濟損失達82.9億元。”（參見2004年02月22日《工人日報》）當年黃萬裏“黃河下遊的洪水他年必將在上遊出現”的預言再一次不幸言中。
據陝西省水利誌的記載和近現代水利專家的考察，渭河在曆史上並不是一條淤積嚴重的河流，從春秋戰國時期到1960年的2500年間，河床淤積厚度僅為16米，平均每100年才淤積0.6米。自三門峽水庫建成後淤積速度可謂一瀉千裏。
據2003年10月22日潼關水文站所測數據，當天的潼關高程是327.94米，而1960年隻有323.40米，僅僅40多年時間竟比過去高出了4.5米，相當於曆史上750年淤積量。因潼關高程居高不下，關中水患則永無窮盡。
繼這場洪災之後，對三門峽水庫的“異議”此起彼伏，持續不斷，但事已至此，當局亦無可奈何。
[44]民國時期，有人形容錢昌照在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上一個明顯的標誌是：“他和黃郛是連襟，和沈怡是郎舅，和翁文灝是冤家，和CC係是對頭，和宋子文是過從甚密的拜把子兄弟。”沈怡《自述》中說錢“送秋波於宋子文失意之際，慧眼識英雄，兩人成了莫逆”。
宋、錢關係由曖昧到訂交，始於錢擔任國民政府秘書時期，完成於資源委員會任上。錢曾回憶說：“我自認識宋以後，彼此之間的關係非常好。孔、宋有矛盾時，我支持宋。當我在資委會的工作中同孔發生矛盾時，宋總是支持我的。”（《錢昌照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出版。以下引文同）錢認為這是“我與宋自然而然相互在政治上聯結起來”的基礎。抗日戰爭末期，錢昌照受國民黨高層人物和社會各界部分人士群聲喊打，逐漸在蔣介石麵前失寵，當時他唯一能夠抓住的一根稻草就是宋子文，因而這一時期可稱為錢、宋蜜月期或民間說的“久別勝新婚”時期。錢在回憶錄中也承認這一時期“和宋子文的關係就更加緊密”。盡管有了宋子文這根稻草救急，但就宋的處境和能量，隻能救其一時不能救一生，錢昌照在民國時期政治舞台上最終敗下陣來。
錢昌照於資源委員會起家，亦由其敗家，原因何在？隻要看一下資源委員會的曆史就可略知一二。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蔣介石就清醒地認識到，中國最終要和日本一決雌雄。但以當時中國的情形跟日本開戰，顯然不是日本的對手。隻要戰端一開，那就不是僅憑勇氣和無畏的精神可勝對方的，必須在政治、經濟、軍事等諸領域均有所作為，方能以弱勝強，克敵製勝。而經濟在此時尤顯迫切和重要。時任國民政府秘書兼教育部次長的錢昌照，憑著自己在英國所學政治經濟學的敏銳頭腦與高人一籌的眼光，瞅準這一機會，適時向蔣介石提出，日本侵華趨勢日益明顯，政府應該建立一個國防設計的機構來統籌計劃抗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