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沈剛伯《追念傅故校長孟真先生》，台北《大學新聞》，1963年12月26日。
[36][37]黃然偉《關於王鈴》，轉自《李約瑟與中國》，王國忠著，上海科學普及出版社1992年出版。
[38]《李約瑟遊記》，李約瑟等編著，李廷明等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39]顧頡剛《悼王靜安先生》，載《文學周報》，第5卷第1期，1928年5月。
[40]載《東方雜誌》，第28卷第22號，1932年11月。
[41][42]《錢昌照回憶錄》，161頁，錢昌照著，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出版。
[43]號稱“萬裏黃河第一壩”的三門峽水庫，是新中國成立後治黃規劃中確定的第一期重點項目。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政府專門邀請蘇聯老大哥派專家前來籌劃並主持設計。蘇聯方麵派來的是一位名叫伯克夫的技術工人，為了能在中國坐穩“老大哥”交椅，臨行前，蘇聯政府特意為伯克夫破格搞了頂副教授、工程師的帽子戴在頭上。於是，伯克夫副教授踏入中國國門後，當仁不讓地以“老大哥”的身份率領中國水利界一幫文臣武將，趾高氣揚出現在黃河流域考察隊伍的最前頭。按伯克夫的考察構想，這個“黃河第一壩”修在上遊的潼關最為合適。此方案一出籠，立即引起了參與考察的中國專家的質疑，據說清華大學水利係年輕教授張光鬥等人與伯克夫進行了針鋒相對的辯論。據張光鬥說，不隻是當地土質含沙量高不宜修築大壩，更重要的是一旦在此地築壩蓄水，汛期來臨，整個關中平原將成澤國，會直接導致八百裏秦川陸沉的悲劇。後來“老大哥”也感到在潼關築壩的艱難與危害，遂決定棄潼關而轉赴下遊的三門峽修築。
出於政治、經濟的需要，1954年，由毛澤東批準修建三門峽大壩工程。鄧子恢在懷仁堂向全國人大代表們宣布了中國政府的宏偉計劃，並說：“我國人民從古以來就希望治好黃河和利用黃河。他們的理想隻有到我們今天的時代，人民民主的毛澤東時代，才有可能實現。在三門峽水庫完成之後，我們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國人民就可以去黃河下遊看到幾千年來人民所夢想的這一天──看到‘黃河清’了！”——自此，一句古老諺語“聖人出，黃河清”又在神州大地流行開來。
根據中國政府的要求，三門峽大壩工程由蘇聯的伯克夫主持設計，大壩代號“360”。動工之前的1957年4月，中國政府水利部在北京邀請了70位中國專家、教授參加了設計方案論證會議。其中，清華水利係的張光鬥與黃萬裏這兩位30年代自美國學成歸國的水利專家均榜上有名（張光鬥，1935年赴美留學，先後獲美國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水利工程學碩士、哈佛大學土木工程學碩士學位，後中斷博士學位學業於1937年歸國；黃萬裏，黃炎培之子，1934年赴美留學，先後讀過三所大學，分別獲碩士與博士學位，是伊利諾伊大學的第七個博士，也是中國第一個水利工程學博士，1937年歸國）。據說這是一個“務虛”的會議，論證進行了7天。當時主持設計的蘇聯專家伯克夫與負責這一項目的中國各級官員以及絕大多數專家認為，通過綠化，黃河流域水土保持能很快生效，上遊進入三門峽的泥沙能很快減少，因此可用三門峽的高壩大庫全部攔蓄泥沙。大壩蓄水後，經過沉澱變清，然後用下泄清水來刷深黃河下遊的河床，從而把黃河一勞永逸地變成地下河——這一思路導致了三門峽工程規劃沒有設計泄流排沙的孔洞（後設計，但在施工中又被封死）。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參加論證的70位專家，絕大多數人對在三門峽建壩攔沙於上遊，壩下不設排沙孔洞這一方案，或真心或違心或別有用心地表示擁護。隻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清華教授黃萬裏和一個大學畢業不久、名叫溫善章的小技術員，對大壩工程提出反對意見。據說黃萬裏在7天會期中，單槍匹馬，舌戰群儒，和蘇聯專家、中國專家展開激烈論戰。按黃的說法：“三門峽大壩建成後，黃河潼關以上流域會被淤積，並不斷向上遊發展，到時候不但不能發電，還要淹掉大片土地；同時，黃萬裏對舉國上下大喊大叫的‘聖人出，黃河清’的說法甚為不屑，認為‘黃河清’隻是一個虛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學上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而讚成這種說法的官員、專家，實出於政治阿諛而缺乏起碼的科學精神。黃河水流必然挾帶一定泥沙的科學原理不能違背，即是從水庫流出的清水，由於衝刷力要比挾帶泥沙的濁水強大，將猛烈衝刷河床，必然使黃河大堤成片崩塌，清水也必將重新變成濁水”雲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