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如朱自清筆下的荷塘月色般悄然流逝。抗戰爆發後，沈性仁隨陶孟和開始了流亡生活。幾年的戰亂與生活困苦，使她的身體受到巨大耗損，生命在磨難中一點點走向消亡。自從社會科學研究所由昆明遷到李莊後，由於環境和氣候的變化，特別是如德國人王安娜博士曾說過重慶一帶的環境一樣，由於川南一帶含硫量很高的煤塊燒出來的煤煙混在一起成了煙霧，而這些彌漫著硫黃味的濃煙整日徘徊於李莊及周邊地區上空不散，與林徽因的遭遇幾乎相同，沈性仁也患了嚴重的肺結核，且日甚一日，幾度臥床不起。陶孟和想方設法為其醫治，但鑒於李莊缺醫少藥的現狀，陶氏本人甚至同濟大學道業高深的醫學教授都深感無能為力，隻有看著俏麗文靜的夫人一天天消瘦下去。到了1942年秋，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組織一個考察團去西北各地旅行，並有在蘭州設點的打算。陶孟和聞訊，找到連襟錢昌照，讓沈性仁順便搭車去蘭州治病。當時沈怡正在蘭州，而陶孟和也正進行社科所蘭州分所的籌備，他認為自己或許很快就能率部分人奔赴蘭州，所以讓夫人先走一步在其弟處落腳治病。在陶、沈夫婦看來，西北空氣比李莊清爽得多，對患有肺病之人大有益處，加上蘭州城的醫療條件更是李莊沒法相比的，因而沈性仁毅然奔赴西北而去。意想不到的是，這一去竟成永訣。1943年1月21日，沈性仁在蘭州撒手歸天。
注釋：
[1]《石璋如先生訪問記錄》，訪問：陳存恭、陳仲玉、任育德；記錄：任育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2]1900年12月9日，李約瑟生於倫敦南區一個中產階級家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年14歲的李約瑟被送到愛爾蘭諾普頓郡昂德爾公學學習。在這所要求學生全麵發展的中學裏，李約瑟受W.F.桑德森校長的影響，逐漸培養起對科技、曆史等方麵的濃厚興趣。桑德森對李約瑟的一些諄諄教導，如“思考問題要有廣闊的視野”“如果你能找到煥發起自己執著追求的東西，那麼你就能把它幹好”等，對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後來李約瑟說：“中國科學技術史”這一研究課題，我想就是“以廣闊的視野思考問題”的最好實例了。通過李約瑟的自述，可以看出，愛爾蘭當是他日後走上科學道路的發源地。（參見《李約瑟畫傳》，王錢國忠編，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李約瑟《以廣闊的視野思考問題》，載《李約瑟文錄》，浙江文藝出版社2004年出版）
[3]《三鬆堂學術文集》，馮友蘭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出版。
[4][6][12][13]《李約瑟畫傳》，王錢國忠編，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5]所謂“李約瑟難題”，據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院長、科技史家江曉原說：實際上是一個偽問題（當然偽問題也可以有啟發意義）。那種認為中國科學技術在很長時間裏世界領先的圖景，相當大程度上是中國人自己虛構出來的──事實上西方人走著另一條路，而在後麵並沒有人跟著走的情況下，“領先”又從何說起呢？
“領先”既無法定義，“李約瑟難題”的前提也就難以成立了。對一個偽問題傾注持久的熱情，是不是有點自作多情？如果將問題轉換為“現代中國為何落後”，這倒不是一個偽問題了（因為如今全世界幾乎都在同一條路上走），但它顯然已經超出科學技術的範圍，也不是非要等到李約瑟才能問出來了。順便提一下，作為對“李約瑟難題”的回應之一，席文（美國科技史學家）曾多次提出，17世紀在中國，至少在中國天文學界，已經有過“不亞於哥白尼的革命”，這一說法也已經被指出是站不住腳的（江曉原《十七、十八世紀中國天文學的三個新特點》，載《自然辯證法通訊》，第10卷第3期，1988年）。江曉原之說有他的道理，但要說是一個“偽問題”未免有點嘩眾取寵的意味。大凡問題應以是與不是界定，如這是個問題，或不是個問題，不能以真偽界定——這是常識。至於李約瑟的觀點是否站得住腳，也不是一個小小的席文就可拍板定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