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肩上蝶》的運作過程中，張之亮既是導演，又是製片人、同時還是公司的CEO，這後兩個身份都是需要對回收資本負責的。而他卻隻專注於導演之職，恰恰忽視了自己另外的身份。一個專業學習電影的人找不來投資拍攝作品，借助外來資金運作，那麼拿著外來資金不好好利用，拍一個電影傷一個外來的投資人，傷害多了，就沒有資金願意支持中國電影了。懂電影的人不對投資人負責任，反而總是在埋怨投資人不懂電影。投資人即使再不專業，但至少把資金都投放到位了。
從這件事上最應該吸取的就是無論是和朋友還是陌生人做事，都要按規矩辦事。一定要把所有狀況都事先預想到，所有問題都要擺在台麵上說。
影視圈：這件事除了帶給公司巨大的損失外，是否會對投資電影喪失信心？公司下一步如何規劃？
王亞萱：公司還是要繼續，我們的團隊很年輕，不能因為一部《肩上蝶》把自己的夢想都改變而離開電影行業。大家都說稻草家族不專業，我們還有許多東西要學，一點點爭取慢慢把它做大。這個行業不大，但是分羹的人很多，我們立爭討巧，去做還沒有人爭搶的部分。接下來會在九、十月份啟動公司的運轉。對於電影的製作是不會放棄的，但需要一個過程，會從小成本的電影製作開始。
影視圈：經曆了這一遭，請具體談談運作電影的感受，是否與當初的設想一致？
王亞萱：以前我從事的也是影視製作方麵的工作，在電影學院學的也是製片專業，因此對製片人還是有一定心理準備的。但人際關係是超出想象的複雜，而且對一些後續工作還是不太了解。雖然我是以聯合出品人的身份出現的，但後期從事的都是製片人的工作。剛剛接手電影時，我們以完全新人的姿態去找各種關係，當時連劉總塗料公司的人都動用了，院線的關係就是這樣生磕出來的。並不是我們不想把片子轉給發行公司做，而是對方一看片就知道是什麼量級了，評估就是兩三千票房的片子，而我們需要一億五才回本，對於發行方來說壓力太大，沒有人願意接。其實當初導演那邊就已經把國內的發行公司找遍了，沒有人做。
直到高軍老師的公司進入以後，幫我們屢清了方向，在後期的整體營銷、把控上他們幫了我們很多忙。這一圈事無巨細地幹下來可謂經驗大漲，各個環節基本都清楚了。私下開玩笑時，大家說我是從這部電影中受益最多的人。很多同行告訴我沒有比《肩上蝶》突發狀況更多的電影了。
影視圈：製片人如何將投資風險規避到最低？
王亞萱：尋找多家投資人一起投資，或許可以有效降低風險。各個投資人可以動用自己的資源，來幫助這個項目，能夠促進項目向有利的方麵發展。
現在的電影動不動就幾千萬甚至上億的投資，雖然拍攝成本上漲，但不至於漲得這麼快。有些投資方太追求奢華的東西。投資人可以根據後麵的市場看前麵的投人。我們曾經做過調查，票房五六千萬的電影是比較普遍的，因此中國固定的電影觀賞人群大約就這麼多，那麼國產片首先應該鎖定的就是這些固定觀影人群。如果票房是五六千萬，那麼投資應該在兩千萬左右（成本與票房大約是1：3的比例才能回收成本）。電影從立項、定位開始就要去看最末端的東西，以商務的東西去抹平製作上的開支。製作少花一塊錢，票房就少了三塊錢壓力。目前電影市場不完善，在國外，電影票房收入隻占電影收入的27％，而國內票房幾乎是電影資金回收的100％。
影視圈：你認為主創與投資方最好的合作模式是什麼，如何才能促使雙方的合作呈良性發展？
王亞萱：良性的合作一定是要建立前期充分溝通到位，並且落實到合同的基礎上的。一方是花錢的，一方是出錢的，因此矛盾不可避免，所以如何把握分寸和度是非常關鍵的。
現在中國的製片人往往不能稱為職業製片人，不懂製作，因此合作中根本無法說服導演。製作人一定要用專業武裝自己，既要懂電影、又懂製作、人際關係又好，產業鏈的相關知識也了解，有了全麵的素質才能操作好一個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