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正是“西安事變”的尾聲，過了黃河，成排的軍馬和過往的東北軍構成車窗外的景致，令她“厭煩，厭煩”。北京的春天，風沙迷眼，令她“真是懊喪”。總算找到了老友李潔吾，沒想到他們夫妻也有危機，李夫人扔下孩子回了娘家。她的北京之旅，一開始就注定不是愉快的。有李潔吾、李荊山聊聊天，可是五年前的北京行並不是一個令人向往的話題，這種回顧是尷尬的。去看電影《茶花女》，女主角的遭遇……逛逛東安市場，北海公園，又是舊地重遊……所以她說：“心情又和在日本差不多，雖然有兩個熟人，也還是差不多”。她想寫作，“工作起來，就一切充實了”，卻寫不出一篇東西，這回的心情比去日本還差。
５月４日，憋悶在心裏的苦水終於又一次傾瀉了：“我雖寫信並不寫什麼痛苦的字眼，說話也盡是歡快的話語，但我的心就像被浸在毒汁裏那麼黑暗，浸得久了，或者我的心會被淹死的”。“痛苦的人生啊！服毒的人生！”
對方竟是那麼的遲鈍，那麼的不了解自己的同伴，他在５月３日，幾乎與蕭紅發出悲憤之聲的同時，他寫信告訴蕭紅：“幾日來我把整部的精神沉浸在讀書裏。正在讀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這真是一部好書，它簡直迷惑了我！那裏麵的渥倫斯基，好像是在寫我，雖然我沒有他那樣漂亮。”他們之間哪有一點可以相通的“靈犀”？如此的陌生，沒有啁啾相求的共鳴。他還告訴已經“在夢中常常生起死的那個觀念”的蕭紅，自己在學“足聲舞”，兩個月畢業，共十五元錢，“學好了，將來好教你”。看來，蕭紅的走，他倒輕鬆了，解脫了，除此，還怎麼理解呢？
果然，蕭紅接到５月３日、６日的來信，她反映強烈，接到兩信，哭了兩天。接信當天她寫了回信，沒有發出，５月１１日又寫了回信仍然沒有發出。還有一信是６日寫的，也未發出。這三封信今天的人可能再不會看到了，也罷，誰還忍心去卒讀？從僅存的信裏，看到的就是一個傷透了心的女人。相識五年，痛苦五年，真是說不清的孽債！
５月９日，她給蕭軍寫去這樣的信：“我的長篇並沒有計劃，但此時我並不過於自責：為了戀愛，而忘掉了人民，女人的性格啊！自私啊！從前，我也這樣想，可是現在我不了，因為我看見男子為了並不值得愛的女子，不但忘了人民，也忘了性命。”反唇相譏，替自己籲了一口氣，表明了是與非的態度。
正當蕭紅再一次“煩悶，失望，哀愁籠罩了她的整個的生命力”時，突然有了緩解的外力，舒群正在北京，前來找到了她。
老友相見本應是高興，況他們又有很深的友誼，然而初見時，蕭紅是有障礙的。因為在上海舒群和羅烽與蕭軍的關係處得很僵，已經到了“斷交”程度，蕭紅誤以為是他們出名的緣故。舒群的心地是坦蕩的，有了這樣的機會，他想問個明白：為什麼不把我和羅烽介紹給魯迅先生？為什麼不把《沒有祖國的孩子》交給魯迅先生？蕭紅到此時才了解了矛盾的全部原委。她把《生死場》的“原稿”送給舒群做紀念，那上麵有魯迅親自修改的筆跡。
幾天裏，舒群陪她去遊中山公園，去聽富連城小班的京戲，去逛王府井街，去看美國電影。５月１１日她乏得很，通宵失眠，５月１２日夜，她與舒群看戲到很晚，１３日，竟還去了長城，到家已是深夜。可見她的身體本無什麼毛病，完全是精神折磨的結果。
正當她情緒有些轉機，有了一個可以交談的老朋友時，蕭軍收到了９日舒群來找蕭紅的信。５月１２日夜，蕭軍回了一封信，稱自己“要舊病複發”，要蕭紅回來，還說本想打電報的。晚年他稱這是“騙”她回來的。為什麼要騙蕭紅回來呢？５月６日、５月８日蕭軍的信中都寫明，要蕭紅在北京租房一年或半年，冬天他也來北京住，怎麼突然要蕭紅回上海了呢？
其實，蕭軍不“騙”，蕭紅可能也待不長。在她走後一個月左右，即發生了七七事變，抗日戰爭全麵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