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他的早死和他的政治遺囑卻讓大唐經曆了所有朝代都沒有經曆過的厄運，李氏子孫也因為他的早死和他的政治遺囑而被誅殺殆盡。
2、《帝範》：皇帝教科書
確切地說，李世民對接班人李治的培養已經完全符合權力交接前老領導對新領導的培養標準。首先，就是為太子培養一批忠實的老師兼信徒。他選用了一批元老重臣組成了一個強大的“輔佐”班子，太子太師長孫無忌，太子太傅房玄齡，太子太保蕭瑀，太子詹事兼太子左衛率李績，太子賓客褚遂良等等。但是，即使這樣，李世民還是不放心。——從這一點來講，足以證明李治確非帝王之才。
他親自教誨李治，這種訓導多半與為君之道有關，有時采取經義結合民間具體事例的方式，有時則抓住日常衣食住行等等生活瑣事，但無論哪一種方式，都浸透著深刻的為君治國的哲理，其中自然也包含著李世民個人的政治經驗和為君之道。
就在臨去世前一年，即貞觀二十二年（648）春，他親撰《帝範》一書賜給李治，無疑，他把這本書當作是皇帝的政治教科書，希望他認真研讀，以為日後即位遵循，效法。書中包括《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及《崇文》共12篇，這既是他一生統治經驗的係統總結，也是他留給儲君李治的政治遺囑。
他特意在《帝範後序》中指出：“此十二條者，帝王之綱，安危興廢，鹹在茲焉。古人有雲：非知之難，惟行之不易。行之可勉，惟終實難。”同時告誡李治必須居安思危，小心謹慎，善始善終。這大概是他對自己晚年的反省與總結。有人說，李世民在貞觀前期之所以會那麼努力，完全是贖罪。此說倒有些道理，但如果不是他打著“仁政”的旗子，恐怕，贖罪無法辦到。《帝範》一書說白了隻有兩個字：君道。就是為君之道，施以仁政。
確實，《帝範》就是太宗統治生涯的全麵總結，其涉及麵之廣，內容之詳實，沒有任何一個皇帝的著作可以比肩。李世民是個崇儒重道的皇帝，他雖然犯下了殺兄逼父的大罪，但在後來，他始終是高擎儒家的“仁政”理想，並把這種“仁政”理想實實在在地貫徹到具體的實踐中去。正因為如此，他的政治才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成就了“貞觀之治”，他自己也因此成了中國曆史上最有名的賢明君王之一。
在貞觀前期，李世民認真總結曆代帝王的治敗原因，大力推行輕搖薄賦，疏緩刑法的政策，在政治上知人善任，堅持法製，虛懷納諫，以史為鏡，取得了顯著的效果，使社會經濟得到複蘇與進一步發展。曆史上稱貞觀前期“風調雨順，年登豐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饑饉之災”並非虛妄。
但到了貞觀後期，弊端就出現了。這當然還是李世民的“功勞”。貞觀十三年(639)五月，著名的諫臣魏徵就跟他說，您現在“善始而不能克終者”已經有十多處了。並且將這十多處一一羅列出來：貪求珍寶，輕用人才，不願納諫，親近小人，好尚奇異，疏遠人才，沉溺田獵，待下嚴刻，荒怠政事，勞民傷財等。魏征向來是個小題大做的人，但無風不起浪。李世民在貞觀後期的“缺點”的確與他前期有天壤之別。
但畢竟，李世民是個英明的帝王，和漢武帝一樣，他對於晚年自己的缺點與過失並不隱瞞，而是在給李治的遺囑中作了無情的自我批評。並且告訴李治，千萬不可學我。若學我，就要學我的優點，至於缺點萬萬不可學。
大概，“一個有大功的人必有大錯”是一規律，或者說，是一定律。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都是這一定律的實踐者。值得慶幸的是，有大過後，有的皇帝敢於承認錯誤，而有的則選擇了一直錯下去。
李世民這個人在中國曆史上太特殊，首先，他殺兄奪太子之位，逼父取皇帝位，落下了臭名，但勵精圖治，將大唐帝國推向了我們今天仍津津樂道的盛世顛峰，又在顛峰上自得意滿，險些墜入深穀。總取笑秦始皇與漢武帝相信丹藥，自己卻以身試法，樂此不疲，最終還死在這上麵。
有人說，李世民的一生都是在危機中度過的，在秦王位時，他擔心哥哥李建成成為皇帝後殺掉自己，所以，先下手為強。在做皇帝的前期，很怕別人提到他對哥哥與父親所做的一切，出於贖罪的心理，他創造了舉世矚目的大唐帝國。在當皇帝的後期，他又擔心李治不能擔當大業，而苦苦求索苦苦訓導。
他對李治未來的設計不僅僅是在鋪路上，在鏟路上，他也頗下苦功，因為他怕。
3、鏟路行動
李世民雖然對李治進行了全麵的太子教育，但由於李治忠厚溫良的品質已形成，李治是否能承擔嚴酷的政治鬥爭，是否能讓跟隨自己的大臣心甘情願地輔助李治把貞觀之治進行下去，這一切，使他對李氏王朝的未來憂心忡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