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獄中秘密處決的第二種類型是酷吏任意殘殺。隋朝的酷吏田式“或僚吏奸贓、部內劫盜者，無問輕重，悉禁地牢中，寢處糞穢，令其苦者，自非身死，終不得出”。宋元啣年間，知鄆州浦宗孟常虐殺獄囚，“使自掘地，倒埋之，觀其足動，以為戲樂。”《金史·宗弼傳》載，宗弼之子完顏亨在海陵王當政時被誣下獄，海陵王遣工部尚書耶律安禮、老僧等訊之，完顏亨“與其家奴並加榜掠，皆不伏”。老僧懼怕將來被完顏亨報複，遂“夜至亨囚所，使人蹴其陰間殺之。亨比至死，不勝楚痛，聲達於外”。在明代特務機關衛所牢獄中，這類事更是司空見慣。英宗正統八年，“雷震奉天殿鴟吻，詔求直言”，當時有個侍講劉球上疏抨擊時政，觸犯了當權的太監王振，奏疏根本沒有到達英宗禦前，便被王振扣下，指使錦衣衛逮捕劉球下獄，“振即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夕五更，順獨攜一校，推獄門人，球與董璐同臥，小校前持球，球知不免，大呼曰：‘死訴太祖、太宗！’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舉足倒之，曰：‘如此無禮！’遂肢解之，裹以蒲，埋衛後隙地。董璘從旁匿球血裙。尋得釋，密歸球家，家人始知球死。子釺、鉞求屍，僅得一臂，乃以血裙葬焉。”尤其惡劣的是，這些酷吏往往在得知大赦命令之時，而大批殺害囚犯。例如唐武則天時的酷吏來俊臣，“每有製書寬宥囚徒，俊臣必先遣獄卒，盡殺重罪，然後宣示”。南宋光宗末年，朱熹知潭州，後來光宗禪位於其子趙擴，朱熹得丞相趙汝愚密信，知即將大赦天下，“竟入獄，取大囚十八人立斬之。才畢而登極赦至。”
除此而外，由於不能滿足牢頭獄霸的要求而被處死者還是占多數：“有獄卒要索不遂，淩虐致死者；有仇家買求獄卒設計致死者；有夥盜通同獄卒致死首犯以滅口者；有獄霸放債逞凶，滿監盡其驅使，專利坑貧因而致死者”。例如《水滸傳》中的解珍、解寶因獵獲的老虎被財主毛太公竊去，到毛太公莊上索要，被毛太公設圈套將他們拿下，以“白晝搶劫”為名，解往州府。“本州有個六案孔目，姓王名正，卻是毛太公的女婿，已自先去知府麵前稟說了。才把解珍、解寶押到廳前，不由分說，捆翻便打，定要他兩個招做‘混賴大蟲，各執鋼叉，因而搶擄財物’。解珍、解寶吃拷不過，隻得依他招了。知府教取兩麵二十五斤的死囚枷來枷了，釘下大牢裏去。毛太公、毛仲義自回莊上商議道：‘這兩個男女，卻放他不得，不若一發結果了他，免致後患。’當時父子二人自來州裏，分付孔目王正：‘與我一發斬草除根，萌芽不發。我這裏自行與知府的打關節。’”明太祖朱元璋亦承認，當時的監獄中有許多犯人是“無罪而死”的，“蓋謂主典欲財無與，或受他人之財，代其報仇。”
從以上概括枚舉的幾個方麵來看，正如李伯元在《活地獄》結束時，借書中人物之口所說的那樣，封建專製社會的“中國的監獄製度，真是黑暗到了極點！”封建統治者製造的冤獄，酷吏的慘苛，牢頭獄霸的狠毒，毫無疑問與專製統治有密切的聯係，即使是牢頭獄吏的私刑淩辱，也是由舊式監獄的本質所育成的惡果。陋劣的監房，非人的禁具，為他們的慘苛提供了客觀條件；單純懲罰的獄禁目的，熏陶了他們的殘忍本性；賄賂公行的官場腐敗作風，導致了他們對所管製的囚犯進行敲詐勒索。正像法國偉大作家雨果所說的那樣，這些人“就是監獄的化身”，“監獄……正如有鐵柵和門閂的形象一樣，它又有人的形象。這堵牆就是石頭的監獄；這扇門就是木製的監獄；而這些獄吏和看守們便是有骨頭有肌肉的監獄。監獄是一種可怕的、完整而不可分割的一半是房屋、一半是人的東西”。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牢頭獄霸這種活的刑具比監獄這種死的刑具更凶狠、更可怕，活的東西若喪盡天良，做起壞事來怎麼想象都不會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