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疑，這類禁具的使用是非常殘酷的，因其殘酷，曆代法律中對這種拘禁刑具的使用多有規定。《舊唐書·刑法誌》規定：“杻校鉗鎖皆有長短廣狹之製，量囚輕重用之。”唐《獄官令》規定：“禁囚，死罪枷、杻，婦人及流以下去杻，杖罪散禁。”同時，法律還對不依法使用戒具的行為定有處罰的條款，唐律規定：“諸囚應禁而不禁，應枷鎳（鎖）杻而不枷汳杻及脫去者杖罪笞三十、徒罪以上遞加一等”；“若不應禁而禁及不應枷汳杻而枷汳杻者杖六十。”但實際上禁具常被逾限使用，成為加重對囚犯懲罰以增其痛苦的手段。北齊的張和思禁拘囚犯，“無問善惡貴賤，必被枷汳杻械，困苦備極，囚徒見者，破膽喪魂，號‘生羅刹’。”有人還親眼看到明代的刑部監獄中犯人被禁係的慘狀：“有的犯人被綁在木板上，他們帶著鐐銬和鏈子，固定在鐵樁上，頭發也拴在鐵釘上。即使這樣還不讓他們自在，他們的腳用板夾住，背上和胸上纏著一百碼的鏈子和刑具，恐怕要壓斷了肋骨他們哭嚎著……”。所以，在監獄這個大刑具裏邊，還有大大小小的拘禁刑具，它們都能給犯人不可言狀的痛苦。
牢頭獄霸
馬牛、毒蟲、虎豹都是刑具，而且是活刑具；監獄裏也有活刑具，這就是牢頭獄霸，而且這種活刑具比死刑具還厲害。囚犯一入牢獄，就在牢頭獄吏的管轄之下，這批胥役社會地位雖然不高，但他們實際控製了囚犯的生存處境，因此常常憑借著這點兒權力倚勢敲詐勒索、摧殘淩辱囚犯。《舊五代史·刑法誌》說：“初則滋張節目，作法拘囚；終則誅剝貨財，市恩出拔。外憑公道，內循私情，無理者轉務遷延，有理者卻思退縮。積成訛弊，漸失紀綱。”五代時的眉州刺史申貴，以“誅虐聚斂”著稱，他公然指使獄吏“令賊（被關押者）徒引富民為黨，以納其賂”，並“常指獄門曰：‘此吾家錢穴’”。宋代的牢頭獄吏“以獄為市”，公開索賄受賄，“若不得錢，不與燥地，不通飲食”；遇到無錢之囚則視作“猶犬豕，不甚經意，初有小病不加審詰，必待困重方以聞官，甚至死而後告”。盡管當時嚴禁獄內外交通勾結，但：“有財者可使獄吏傳狀稿，通信息”；桎梏等禁具雖有定製，但“泥吏輩受賂，則雖重囚亦為釋放安寢”，以至“有貲之囚，巧為敷說”，使之“詐病”，“漸為脫免之地。”在以宋代為背景的小說《水滸傳》中，對這種“賄賂公行”的黑暗獄政有淋漓盡致的揭露。小說中的差役、獄吏，見了錢，猶如貓兒見了腥一般，什麼法製、禁令都可以置諸腦後，統統可以靈活圓通。押送刺配的犯人，隻要有錢，就可以去了行枷，要走就走，要停就停。犯人進監，都要打“殺威棒”，隻要有了錢，就可以“有病”為名免打。錢能通神，這個價值規律在監獄裏表現出的效果更為明顯。
若窮人進監獄，可就慘了。明代甚至有“獄卒索要不遂，陵虐（囚犯）致死者”。清代的獄中賄賂，還有種種規格和名目，如“全包”，即花錢買通自門役到提牢主事以及有關衙門司官、茶房等全部人員：“兩頭包”，即買內不買外，買上不買下；“撞現鍾”，即犯人每有一行動要求，就得送錢，現使現報；“一頭沉”，隻用金錢賄買獄內牢頭少受皮肉之苦等等。方苞在刑部監獄中親眼見到，人犯入獄後不問有罪無罪，“必械手足，置老監”，使他們困苦不可忍，挨過一些時日，獄卒就來戲誘他們花費銀兩，納賄多者當即可以取保遷出獄外，次一等的，花上數十兩銀子也可脫去鐐銬。榨不出油來的極其貧困而又無依靠的囚犯，則被銬住不放，以此警告其餘的犯人。現在的監獄中行賄受賄的情況也很普遍，不僅監獄，整個社會各角落行賄受賄都是家常便飯，想當官得送錢，提幹提職得送錢，評獎評先得送錢，評職稱得送錢，有錢能使鬼推磨，無錢辦不成事。這幾乎是婦孺皆知的常識，精神文明的光輝旗幟，被無處不在的腐敗侵蝕得暗淡無光，幾成一句漂亮的空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