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留良、曾靜之獄，算是清代文字獄中惟一的一次謀反案件，盡管這個反抗是很微弱的、不成氣候的。至於其他明朝遺民，隻不過是借吟詩、作文發發牢騷，暗寓譏諷，也同樣招致了殺身之禍。所以，清代專製主義鉗製人們思想的文字獄，對後世起到了十分惡劣的影響。
徐述夔賦詩構禍案。乾隆時有個叫徐述夔的舉人，因為寫詩得罪了統治者，被取消了會試的資格。這對於一個以功名為惟一進身之階的文人士子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從此以後，他牢騷滿又案件就發生了。倉促間因抓不到莊家的人，以“隱匿”罪處以絞刑。號稱盛世的康熙王朝“明史案”共殺害了七十多條人命，這是一次有意識的小題大作，其目的是給懷有反清思想的漢族知識分子一個暴力的威脅。清代鉗製人們思想的精神牢獄——文字獄開始構建了。
類似這種詩詞文章的案件，有些是有意影射，有些是出於無心。但是統治者的走狗和社會上的一些文痞惡棍，往往牽強附會、捕風捉影、挾嫌報複，陷人於文網之中，製造了不少冤案。雍正朝時，原庶吉士徐駿寫過“明月有情遠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的詩句，被依“大不敬律”而被殺。有人寫了“橋畔月來清見底”詩句，被人挑剔出“清”是對清廷不滿；有人寫了“亂剩有身隨俗隱，問誰壯誌足澄清”，也被看作是蓄謀反清。類似這種吹毛求疵、深文周納、無限上綱而造成的冤獄是不少的，在當時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恐慌。凡是“南”、“北”、“明”、“清”等字眼，人們都不敢輕易使用。有些人因為已故的父、祖寫過一些“違礙字句”，慌忙將書籍呈送官府自首，表明自己是專製高壓下的羔羊以苟活。1949年建國後不久，抓的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元帥所陳大躍進、人民公社、食堂化的意見書，而被打成“彭、黃、張、周反黨集團”；“文革”十年浩劫，廣大文化人遭殃，這些都是受了清代文字獄流毒的影響而形成的新的文字獄，損失也是很慘重的。逃過“文革”劫難的著名文化人巴金，前幾年撰文呼籲成立“**********博物館”，行文中透露他害怕以後“文革”會卷土重來，現在來看，巴金的擔心並非多餘。
謝濟世案和《字貫》案。文字獄還把思想上、學術上的不同見解作為打擊目標。雍正年間，監察禦史謝濟世因上疏抨擊了雍正的心腹之臣田文鏡，被充軍到新疆阿爾泰。謝濟世在那裏自己注釋朱熹的《大學》，繼續闡述自己的學術觀點，以此為精神寄托。清初推崇程朱理學，並頒發過《四書》的欽定本。謝濟世在學術上不同意朱熹的觀點，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見解。他不想人雲亦雲，白吃官飯，卻反而招惹了麻煩。在當時，反對朱熹就是反對官方的思想，就是彌天大罪，本來是要被處斬的，還算皇帝開恩，謝濟世被從寬發往軍隊當苦差，被罰服役改造贖罪，如“文革”時的“五七幹校”然。
乾隆時，有個叫王錫侯的舉人，認為《康熙字典》收字太多，難以貫穿。於是自己編了一部《字貫》，意思是這部書可以用字義把零散的字貫穿起來，正好彌補了《康熙字典》之不足。《康熙字典》是康熙朝奉皇帝親諭製定的，批評《康熙字典》就是批評清王朝。乾隆皇帝親自看了《字貫》一書，又發現在凡例中提到康、雍、乾幾個皇帝的名字時都沒有避諱，認為這是“大逆不法”“罪不容誅”，命令照“大逆”罪處決。江西巡撫海成因為沒有看出《字貫》中的未避諱處，被革職查辦，判了“絞監候”；他的上司兩江總督高晉、同僚江西布政使、按察使也受到株連，被革職治罪。
獻媚者禍由自取。一些歌功頌德、獻媚求寵的人，甚至精神病人也成為文字獄的犧牲者。雍正五年，太常寺卿鄒汝魯呈進《河清頌》，頌揚皇帝的功德，用了“舊染維新”，“風移俗易”的字句，雍正看了懷疑這兩句話別有用心，於是這個倒黴的獻媚者被削去官職，發往荊州府堤工處勞役改造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