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酒類專賣。天漢三年（前98），實行酒榷法。即由官府供給私營釀酒作坊以穀物，酒曲等原料，規定釀造的格式，具體生產由私營作坊分散獨立經營，釀成的酒歸官府所有，私人不得出售。這樣，官府雖不壟斷生產，但卻控製全部產品，實行專賣。酒類專賣後的贏利是相當可觀的，它與當時的鹽鐵、均輸並稱為國家主要財政來源的“三業”。這三業的實行，為扭轉武帝時的財政危機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輪召詔令露禍端
天漢四年（前97），桑弘羊被貶為搜粟都尉。在這之前，桑弘羊有一個子弟犯法，被執金吾（負責京師的治安）杜周逮捕。按照法律，子弟犯法，父兄要連坐。所以桑弘羊的被貶官可能與此有關。但是桑弘羊被貶職後，直到昭帝始元六年（前81）楊敞被任命為大司農止，中間有十六年，大司農的職務一直空缺著。這可能是由於桑弘羊子弟犯法，照法律他必須連坐受處分，所以降職為搜粟都尉，但是桑弘羊在理財上深受漢武帝的信任，而大司農一職當時又找不到合適的人選，所以漢武帝就采取了一個折衷的作法，一方麵罷了桑弘羊大司農的職，另一方麵又讓他代理大司農的職務。
從元鼎二年（前115）桑弘羊負責財政以來，所實行的各種經濟政策，一方麵打擊了大工商業主和地主豪強勢力，鞏固了地主階級中央集權的經濟基礎；另一方麵使西漢政府在工商業方麵的收入有了大幅度的增加。那時候，戰爭的巨大費用，以及漢武帝個人窮奢極欲的揮霍賞賜，大都是從這些收入中開支的。但桑弘羊的經濟政策僅僅是暫時緩和了一下封建國家的財政危機，不可能解決社會的根本問題。農民的負擔仍然很重，階級矛盾仍然在不斷加深，農民起義在各地爆發。漢武帝認識到這種形勢，因而決定改變自己的內外政策，實行對外暫時變攻為守，對內恢複休養生息的辦法，以緩和激化了的矛盾。
征和四年（前89），桑弘羊上疏，建議屯田輪台（今新疆輪台縣）。輪台地處塔裏木盆地的中心，是漢朝到西方去的使節和商隊來往的必經之地。輪台以東，焉耆、危須、尉犁（均在今新疆境內）一帶，則是匈奴僮仆都尉經常駐紮的地區。桑弘羊認為如果在此處屯田，不僅可以開墾良田五千餘頃，發展農業生產，增加國庫收入；而且對進一步排擠匈奴在西域的勢力，保衛中西交通及漢朝西北邊郡的安全，也有重大意義。
桑弘羊的這一建議，從長遠來看，確實是征服匈奴的有效辦法。後來昭帝時，霍光就曾采用這個辦法在輪台屯田，到宣帝、元帝時，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它卻不適合漢武帝當時的形勢，所以漢武帝抓住這個問題，下了有名的輪台詔令。在詔書中批評桑弘羊的建議是“擾亂和給百姓增加負擔，對百姓毫無好處。”為了表示今後不再擾民，讓老百姓休養生息，特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從屯田輪台這一事件上可以看到，在漢武帝晚年，桑弘羊與漢武帝在思想上已經有了差距。漢武帝看到形勢發生變化，馬上由攻改為守；而桑弘羊卻沒有認識到這些變化，仍然堅持繼續進取的方針。所以他的一些主張不再像以前那樣，事事被漢武帝采納，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顧命大臣分歧深
漢武帝在輪台詔中對過去自己的好大喜功作了自我檢討，並改變了對內外政策後，過了三年，在後元二年（前87）就病死在遊幸途中。漢武帝死後，立少子弗陵為昭帝，由於他隻有八歲，所以漢武帝以遺詔命霍光、桑弘羊、金日殫、上官桀、田千秋為輔佐昭帝的顧命大臣，共同掌管朝政。桑弘羊在受遺詔為輔政大臣的同時，被提升為禦史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