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功秦先生一開始就開宗明義地說道，“通過對清末新政的研究，獲得對理解當下中國改革中類似問題的啟示”。那麼類似於清末新政的當下中國改革的問題是什麼？他在文章中沒有具體的表述。關於“當下中國”，他卻用了不少文字談了“就我個人的研究而言……當政者現在的權威……出現了增殖”，“中國兩極分化的程度實際上已經有相當程度的下降”。對此，李維民先生已在《清末新政破產的教訓》（見《炎黃春秋》2010年第lO期）中作了有理有據的批評，這裏不贅。我這裏隻想提醒蕭先生，若能走出書齋，到各大城市坐坐出租車一一確如眾人所說的，出租車司機都是城市的窗口和社會的溫度計——便會從他們罵一部分人是怎樣先富起來的，罵大多數人是怎樣淪為新的無產者，罵官場腐敗、教育腐敗……我們應該吃驚地發現蕭先生的“研究”結論是多麼的與“當下中國改革的類似問題”南轅北轍！更不用說“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落後”，城鄉差別、工農差別不是縮小了，而是擴大了這樣的現實情況。其實，“當下中國改革的類似問題”不必“研究”，連不專門研究的平民百姓都清清楚楚，像愈演愈烈、久治不愈的腐敗；像創造了大多數中國人就業機會的民營企業、中小型企業，陷入國進民退帶來的困境；像房地產總市值為GDP的兩倍這樣的高危泡沫及民怨鼎沸的房價；像在“發展經濟”中失去土地的農民叫苦連天；像學校越來越官僚化、衙門化……這一切困境，都與中國目前的政治體製密切相關，對此，溫家寶總理已直言不諱地承認政治改革麵臨困難和阻力，並大義凜然地表達了“在我能力範圍內，推動政治改革，風雨無阻，至死方休”。蕭先生何必在文章不該回避的重要問題上或“猶抱琵琶半遮麵”，或“王顧左右而言他”呢？如前所述，如果說清末新政失敗在政治體製改革的不作為上，那麼，時下中國走出改革困境的唯一辦法就是推行政治體製改革，別無選擇。因為產生時下中國改革困境中的所有問題的根源都指向政治體製。這是誰也掩飾不了的人所共知的事實。說到底，這個“事實”正是三十年改革開放中政治體製改革滯後的結果。
三、未來的道路隻能“摸著石頭過河”
曆史就其涵有的“人類社會、某種事物的發展過程及個人經曆”的意義來說，是沒有規律可循的。規律是可以重複再現的，這“過程”與“經曆”是不可以重複再現的，曆史的變數太多，曆史總是在偶然中出人預料地或柳暗花明，或如臨深淵；或一帆風順，或一波三折……。於是人們在欲知又不可知的無奈中得出了這樣一個常識：未來是不可以預測的，隻能摸著石頭過河。
人到中老年回顧往昔時，都會發現走過的路其實都是事先不曾預料到的，都會發出“命運”的無奈感慨，“五十知天命”至理也。作為人構成的曆史又怎能是可以預料到的呢？所以縱觀人類發展史，凡是為人類設計的發展道路、發展模式在實踐中無不以失敗告終。因為它違背了“未來是不可以預測的，隻能摸著石頭過河”這個常識。作為曆史學者的蕭先生不顧這一常識，煞有介事地為今日中國的走向設計什麼“發展模式”，確實讓人匪夷所思。於是奇怪，蕭先生怎麼連鄧小平理論中的著名論斷“摸著石頭過河”——這個家喻戶曉的“偉大告誡”也忘了？“摸著石頭過河”——沒有“模式”！這是一種實事求是的表現，三十多年前，當“堅冰已經打破，中國正在起航”時，駛向哪裏？怎樣走？前程會遇到什麼？沒有人知道，這是前無古人的事業。“摸著石頭過河”更體現了鄧小平在中共政治領袖中十分罕見的虛懷若穀：“摸著石頭過河”實際上是鄧小平坦誠地告訴中國人，作為領袖，他沒有理論供人們描繪未來的前景、規劃前進的道路，那是隻有神才能辦到的事情；我不是神，“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隻有實事求是地告訴大家“摸著石頭過河”。“隻要有利於發展生產力，有利於提高綜合國力，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可以“大膽地試，大膽地闖”，“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因為“發展才是硬道理”。鄧小平的這些廣為傳頌的話，確實算不上什麼高深的理論，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樣都是明白通曉的常識，都是實實在在的常理，唯有這些常識、常理，才彰顯出鄧小平一代政治家為中國開創了一個新時代的豐功偉績——後人不可能理解中國人曾經在遠離常識的立場上荒謬的自我折騰了很久很久。三十年過去了，這條路走完了嗎？連蕭先生這樣的學者教授還說著有悖常識的話，誰說走完了呢？
可能中國人受的苦難太深，受的壓抑太久，受的屈辱太多，所以中國人總是不願正視現實和過去，因為有太多的絕望和不堪回首。所以中國人對自由、平等、幸福、美好的向往，總是寄希望於明天，總是寄理想於未來，“理想主義”成為這個民族的通病，中國人慣於從理想出發而不是從現實著眼空談明天怎樣、將來如何，選什麼模式、走什麼道路雲雲。實際中的問題困難雖然多如牛毛等著解決，人們竟熟視無睹無動於衷，用滿腔熱忱去規劃明天的路、描繪未來的遠景。由此衍生出來的口號、目標、計劃、指標很快地變成人們的一致行動，大幹快上熱火朝天，蔚為無與倫比的壯觀。幾年後大家都會覺得這種並不成功的做法很可笑，在當年卻是人人都全身心投入且深信不疑的。其實就是事後“笑笑”而已，鮮有人做深入的反省。於是笑過之後，新的理想主義又開始行動了。雖然蕭先生身為大學教授，其知識學養肯定為我輩望塵莫及，但是先生也未能脫俗，他之所以津津樂道“發展模式”，表現出先生並未擺脫凡事從未來著眼的“理想主義”的思維習慣。以至於將“當下中國改革中的類似問題”理想化為“當政者現在的權威出現了增值”與“兩極分化的程度有相當程度的下降”，對舉國皆知、人人憂慮的最深重、最關鍵的困難——政治體製改革這個最現實的問題避而不談，竟推出權威主義作今後“發展模式”的靈魂和方法。看來蕭先生對“摸著石頭過河”這個雖淺白易懂，卻意味深長的常識並未做深入的思考。先生不應該忘記中國人曾經走過了很長一段並不“摸著石頭過河”的彎路，這條“彎路”曾經被描繪成光明的康莊大道，是通往理想社會的“金橋”。但這條“彎路”留給今人的是太多的不堪回首。
“摸著石頭過河”是句中國民間的老話，反映了老百姓的生活經驗和生存智慧。但經過政治領袖的倡導，便有了非同尋常的政治含義和思想啟迪。凡是從那段“彎路”過來的人，會痛切而又興奮地感到，政治領袖的這一倡導，既是對那段“彎路”十分委婉的否定，也是對今後中國充滿信心和智慧的勇往直前的探索。
“摸著石頭過河”是一種麵對現實社會的實幹精神，河是要過的，猶如問題是要解決的一樣；雖然過河是危險的，猶如解決問題是困難的一樣。“摸著石頭過河”從實際行動上揚棄了主宰中國人精神很久的“理想主義”，將那種不麵對實際問題，不幹實事，隻會拿未來說事的空談扔進了河裏。讓人感到不解的是，提出“摸著石頭過河”已經三十年了，蕭先生怎麼仍舊不能“摸著石頭過河”，還要設計一個什麼“發展模式”，蕭先生在文中不遺餘力地批評激進主義，似乎若沒有激進主義的辛亥革命，晚清新政就會和平地、穩妥地實現君主立憲，中國的民主社會、現代化早就實現了。且不說辛亥革命及革命後中國走過的彎路，是否像蕭先生所認為的是激進主義的結果，蕭先生讓中國不“摸著石頭過河”，繞過現實中最困難最關鍵的那道“坎”，踏上他的“發展模式”是不是激進主義？曆史早已證實，不能“摸著石頭過河”，將人類推上預先設計的發展道路都是荒謬的激進主義。時下中國麵對的不是走什麼路、選擇什麼發展模式，而是如何解決造成所有問題的“問題”——政治體製改革。雖然這是個千頭萬緒的“問題”，但“千裏之行，始於足下”：唯謙卑地、敬畏地“摸著石頭過河”——讓能夠表達民間社會監督與批評的渠道健全暢通起來，這才是先生關注的“當下中國改革中類似問題”的大問題，是完善政治改革措施的基本條件，是今後改革成功的不可替代的保障；是走出目前改革困境的最有意義最可能做到的第一步，毋寧說，也是充滿希望的一步。
不是尾聲的尾聲
從清末新政十年的悲劇與今日中國改革三十年後的困境對比中可以看出，最主要的“類似問題”是政治體製改革：滿清王朝垮台在政治改革的虛情假意上，今日中國困擾在政治體製改革滯後。不同的地方是清末朝野大部分人對問題看得清清楚楚，隻有執掌大權的最高統治集團無法邁過那個生死存亡的“坎”。好在今日中國從最高領導到平民百姓，對邁過這道“坎”形成了上下一致的共識。剩下的問題就是如何克服溫家寶總理所說的“困難和阻力”了。溫家寶總理近年來多次強調政治體製改革的極端重要性，認為“如果沒有政治體製改革的保障，經濟體製改革也不會取得徹底成功”。他還指出，政治體製改革最重要的是保證憲法和法律賦予人民的各項自由和權利，使每個人能得到自由和發展，是民主和自由的主要內涵。值此本文結尾時，忽然想到清末要求改革的呼聲主要來自知識階層；而今日中國的知識分子麵對社會問題、麵對改革困境、麵對政治改革，竟集體失語，像蕭先生這樣負有使命感和擔當精神的人在當下中國已屬鳳毛麟角。這裏不可能再現讓人無法樂觀的今日國民精神狀態，僅看看原本應是社會良心、應有社會擔當的知識分子們都在忙活什麼，就知道蕭先生精神的可貴，就不能不對先生肅然起敬了。何況蕭先生拿今日中國改革與清末新政類比，是需要政治膽量與理論勇氣的。先生提出的“專製帝國的改革為何難以成功”這種振聾發聵的命題，反映出先生洞若觀火的眼光和卓然不群的智識。其肝膽相照的赤誠，無私無畏的精神，以及多麼感人的人間情懷，不僅在當今學界十分稀缺，也是當代中國十分可貴的。不久前，著名學者資中筠先生呼籲知識分子應該“鐵肩擔道義”，蕭先生堪為楷模。實際上，正是先生的這種精神深深地打動了我拿起這支笨拙的筆與先生商榷，雖不敢苟同先生的觀點，卻不能不起身向先生表達我由衷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