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為什麼，推崇權威主義的蕭先生沒有注意到，權威主義的“市場經濟”創造了“經濟奇跡”的同時，也為人人都有的自私與貪婪提供了方便，經營者利用裙帶關係敲開了權力者的後門，權力者則將權力物化後通過後門拿到市場上去交易，於是，這些發展中國家都在改革中一夜間冒出一個暴富的權貴階層。這樣，專製帝國時代僅表現在極少數特權人與最廣大人民群眾之間的並不紮眼的貧富差距，便被明目張膽的權錢交易造成的兩極分化所代替。兩極分化是社會動亂的溫床，蕭先生不惜筆墨地為新權威張目的理由——“不穩定因素”多是從這個溫床孕育出來的。上述幾個國家的改革所導致的革命都與兩極分化有關，所以兩極分化是所有統治者極為關注的事情。由此看來，改革中之所以會出現不穩定，是源於不公正改革造成的兩極分化，於是決定改革成敗的一個關鍵問題便明朗化為公正的原則。蕭先生隻看重權威主義可以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中，卻無視不穩定因素是怎樣產生的這個根本問題。於是，這種顛倒的認識不僅使他的新權威“維穩”是治標不治本，而且其“發展模式”都是在這種本末倒置的結論中設計出來的。不難看出，蕭先生的“發展模式”把決定改革生死存亡的要害完全掩蓋了。
實際上在專製帝國裏，統治者不僅不缺乏權威，那權威都是“君臨天下”，讓萬民五體投地、誠惶誠恐的。從官員到平民百姓，都是國家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都被牢牢地限定在相應的位置上，為國家機器的運轉老老實實地恪盡職守，唯恐失職有誤。當人的生存都係於“一元化領導”的權力體係上時，連人自身也交給權威了。誰若不唯權威的馬首是瞻，誰必定要吃虧、要倒黴，連生路都成問題，這是專製帝國裏人人都能感同身受的平常事。所以在專製帝國裏談加強統治者的權威，猶如畫蛇添足一樣，本來就“威加海內兮”地凜立在那裏，還有什麼可加強的？再加強豈不成了暴政？當然，蕭先生所說的加強統治者的權威是針對改革時期說的，因為他發現清末新政之所以失敗，是由於統治者在新政中權威流失，以至“無力駕馭大幅度的急劇改革”，無法平息“各種請願運動與立憲活動”及“保路運動”，無法控製社會動蕩，於是“五花八門的不同階層與利益集團”“形成一種反政府的神聖同盟”，局麵終於不可收拾，辛亥革命爆發，各省紛紛獨立，宣統皇帝退位，滿清王朝壽終正寢……這樣說，看上去符合曆史事實，也是順理成章的說法。然而問題的要害是：清末統治者的權威是怎樣流失的？是因改革流失的，還是因不改革流失的？如果是改革流失的，按照蕭先生的“維穩”的邏輯，這新政原本就不應該有，不應該推行改革，滿清的統治者的權威便不會流失，即便出現“不穩定因素”，也會被權威消滅在萌芽之中，達到“維穩”的目的。若其這樣，談什麼清末新政，談什麼改革，豈不也成了毫無意義的多餘的話了？說曆經近三百年的滿清王朝因為推出新政，因為改革，因為資政院、谘議局這樣的“說話平台”的出現，其權威就在國人心目中一夜間消失了，能符合當年的社會實際情況和國民心態嗎？事實上有著兩千多年專製主義文化浸淫的中國人，直到新政失敗若幹年後，仍然有著帝王情結，有著發自骨子裏的權威崇拜。不是嗎？連蕭先生這樣的知名學者，都還在講著太多的權威崇拜的話，更遑論百年前的國民了。所以一場清末新政，怎麼能輕而易舉地將幾千年形成的對統治者的權威崇拜給改革掉了呢？若不是事關切身利益，若不是生死攸關，若不是關乎中國人的命運與前途，若不是統治者明目張膽地欺騙天下人，誰會吃飽了喝足了沒事找事地去“請願”，去“保路”，去“立憲活動”？細究這些在蕭先生看來是應該平息的“不穩定因素”，其實並沒有要打倒誰的意思，那些一腔熱血要求改革、追求進步、希望國富民強的“神聖同盟”們，不是仍以維護滿清王朝的統治者的權威為自己行動的前提？當然清末新政最終還是引發了革命，說明統治者的權威最終還是流失了，不過流失的原因隻能歸咎於統治者自己不改革、假改革。當國人正滿懷希望、充滿信心地擁護新政、期盼改革時，竟發現“改革是虛假的”、“內閣換湯不換藥”，“資政院”“谘議局”成了沒有作用的清談館，僅供裝點門麵欺民惑眾，唯一的真實是，政權的力量已經無法解決改革中愈演愈烈的腐敗。不僅革命黨人絕望了，連滿清王朝俸祿養活的各省大吏都絕望了，全體中國人民都絕望了。人在絕望中還有什麼選擇？今天，我們麵對這些受盡奴役與屈辱、並被“不願放棄”的統治者欺騙後而絕望了的先輩，怎麼可以那麼輕巧地責難他們絕望後的革命？蕭先生怎麼可以對他們那麼不動情地隻看到王朝政權失去的“整合”能力，並為統治者的權威流失一唱三歎，而對民族危亡下水深火熱中的當年國民無動於衷？又怎麼可以既不顧曆史事實，又不顧今日中國改革困境的真實情況，在書齋裏好為人師地為時下的國人獻上-一條開曆史倒車的“新權威主義”？
美國金融海嘯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三年後還未複蘇，蕭先生不應該不知道，導致這次全球經濟地震的美國次貸危機，恰恰是美國前任總統的“住者有其屋”的政治承諾在實踐上的全民不良貸款造成的。也就是說是政府幹預金融參與發展經濟的結果，與當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日本金融崩盤，與中國近三十年來的幾次通貨膨脹一樣，都是政府發展經濟後的必然現象。毋寧說，都是權威主義這個幽靈的魔力多麼令人驚駭的表演！所以凡有見識的經濟學家和負責任的政治思想學者，無不重提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無不倡言把發展經濟的權力還給企業家，政府應該收回在市場上的那隻“看得見的手”，政府應該回到本職工作——堅守正義，維護公正，為社會發展經濟提供保障與服務。在一個正義守道、公正行世的法製社會裏，相信蕭先生所擔憂的“不穩定因素”會被公民克製在自身的理性中，會被社會各界特別是民間組織消化在“萌芽中”。這樣的社會不相信權威，相信法權；不相信國家，相信憲政；不相信權威主義，相信“無賴原則”——這些都是人類自十八世紀啟蒙運動以來曆經三百年時間才成熟起來的經驗！這個經驗向蕭先生擔憂的隨時會有“不穩定因素”出現的發展中國家昭示，人類文明的進步是以淡化政治權威為標誌的！在一定意義上說，中世紀、專製帝國、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落後，都是因為這些國家在權威主義的籠罩下無法出現成熟的法治社會，無法實現民間自治，無法兌現作為個體的公民之自由——而人類的經驗告訴發展中國家：唯這些“法治”、“自治”、“自由”才是經濟發展的不可或缺的條件和土壤。曆史的教訓是，這一“條件和土壤”在權威主義的魔力下隻能遭到破壞和沙化。作為曆史學者的蕭先生怎麼能無視人類曆史的經驗教訓，無視人類文明進步的事實，自以為是地重彈權威主義的老調，借今日中國改革困境之機，推出用最具誘惑力的“民族特色”包裝起來的“發展模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