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這種恐怖的運動，灰娃感到非常困惑不解，她說：“使我害怕又心急”，“那種痛苦和無奈，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人何以如此不堪呢！”這種令人不堪的運動到建國後更加變本加厲，灰娃在持續不斷的極左荒謬的運動中，“內心卻非常抵觸”，她說：“我個人在種種運動中，總是受到批判，……由於心靈受到打擊、擠壓，漸漸地我有了被虐待狂的征候。”而到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大浩劫“文革”降臨後，她目睹種種滅絕人性、踐踏尊嚴、毀滅文明的暴行，身受粗暴的衝擊和羞辱。那時的中國亂象叢生，民生凋敝，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這哪裏還是她在延安艱苦的戰爭歲月裏，多少次夢見的幸福美好的新中國呢？她在書中寫道：“‘文革’中的黑暗、荒謬、恐怖和殘暴，是我所從未經曆過的，而且那一切都冠以‘革命’和‘人民’的名義。看到這個真相，使我的精神大受刺激，原本已患有的輕度精神分裂，便加重升級了，表現為對一切極度不解，對外界極度恐懼。”那時，她的美麗的精神家園，也是她的精神支柱轟然倒塌，灰娃的精神終於崩潰了，她從被虐狂發展成精神分裂症。
當然，有些像灰娃一樣從戰爭年代走過來的老革命、老幹部，長期以來習慣於服從組織原則，養成了“小我”服從“大我”的思維定勢，習慣於對上級的意旨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在他們心中沒有“小我”的個人理想，認為這是不健康的小資產階級思想，隻有所謂“大我”的宏偉理想。因此他們雖然在“文革”中受盡迫害，但卻沒有進行反思，反而以“要正確對待”來告誡自己，甚至表現得更左。而對於某些適應性很強的人來說，即使像“文革”這樣的浩劫，他們隻要見風使鴕，趨炎附勢，改變操守，照樣可以左右逢源，活得很滋潤。灰娃與上述的這兩種人劃然而分。在殘酷的現實麵前，也許，她未嚐不知她的守望是無望的，但是她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依然執著地堅守自己的理想王國，那詩化了的精神家園；她備加嗬護，絕不放棄，她為此付出了精神分裂的代價。這是何等啦悲壯！灰娃也因此成為老革命、老幹部中的另類。
就在灰娃痛不欲生的時候，是詩拯救了她。人的感性隻有由藝術和詩來救護。因為隻有藝術和詩永恒地祝福人類的激情、愛戀、痛苦，並創造出一個與現實世界對立的詩化世界。灰娃在書中敘述了她寫詩的起因：“我一直沒有也不可能有寫作的想法。直到‘文革’，殘酷的事實教育了我，讓我看清了一些人和事，引發了我的思想大解放，於是才有在個人的歡笑、痛苦、眼淚和思考之後的自我拯救。”灰娃開始寫詩是富有傳奇性的，殆有神助，且聽她道來：
一九七二年，在家裏頭腦就這樣地繼續思緒紛繁，忽然不由地拿起了筆，隨便拿到什麼紙，便亂寫亂畫。一句話，一個詞。一個字，一段文字，隨意地寫下當下紛亂思緒的一些碎片，像采下一片片花冠，零亂而不完整。寫時心緒似乎寧靜了片刻。
詩到不得不寫時，才是真詩。她在寫詩時感到心緒寧靜，正是詩撫慰了灰娃。她在談到寫詩的體會時說：“我體會，詩是主動的，我乃被動者。是詩從心中催我把它表述出來，寫出的文字是我心靈的載體。這感受是幸福的、奇妙的、迷人的，是我在這人世間的最高的享受。”這是灰娃對詩的真情流露。她用詩宣泄了長期以來鬱結在心中的積憤，又在詩中營造了詩化的世界。而灰娃在詩中所創造的詩化世界，正是她在現存世界中無法實現的內心中詩化精神家園的外化。是詩使她擺脫了精神分裂症的夢魘。這是灰娃創造的奇跡，這是詩的奇跡。 有一種說法，灰娃因禍得福，是精神分裂症使她成為詩人。這種說法是荒謬的。因為精神分裂症患者沒有抽象意識，他們的體驗隻能降低到具體形象的水平。我們知道，真正的詩是離不開抽象意識的。
（灰娃：《我額頭青枝綠葉灰娃自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