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六個長方形的條幅組成一個大的方形地圖，其上是一個圓形地球的呈現，利瑪竇用自己的規矩創造了這個新的方圓，這一規矩便是為人稱道的“利瑪竇規矩”，即在傳教路線上推行文化適應策略。然而所謂的文化適應性隻是“利瑪竇規矩”的一個方麵，地圖上這個世界所鐫刻的不僅是隨處通融的圓，還有棱角分明的方。
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國的位置，赫然位於地圖的中央，利瑪竇顯然非常清楚中國人對於自身在世界位置的傳統定位。其實，自視為世界中心的並不僅限於傳統的中國人，其他國家民族亦有類似的想象。然而考慮到當時中國人的期待視野，利瑪竇便來了一個乾坤大挪移，金尼閣對此曾做過如下評述：“有一事頗可注意者，利神甫之善於迎合中國人之心理也。彼等信天圓而地方，而中國居地之正中，故見西洋地理學家置中國於地圖之極東一角，則怒。雖以數理論之：地與海既合成球形，無所謂東西始終，然終不能曉也。利氏於是少變更吾人繪地圖之常法，移福島及其零度經線，出圖之中央，而置之於圖之左右兩邊。如是，則中國竟移居至圖之中，而中國人遂大滿意。”金尼閣沒有注意到的是圓中的方，利瑪竇在地圖上的“總論”裏開篇便說“地與海本是圓形而合為一球”，隨即以個人旅途實際經曆論證地圓說，並解釋道，因為圓球入圖不便，不得不易圓為平，而觀者“欲知其形，必須相合連東西二海為一片可也”。最後在跋的部分他又再次強調“地形本圓球，今圖為平麵，其理難於一覽而悟”，巧妙地把金尼閣所強調的球形“無所謂東西始終”轉為言下之意，既在視覺上利於中國人接受，又將中國不在世界中心的觀點含蓄表達出來。而在“地方說”的解釋上，利瑪竇又再次使用了他的規和矩，承認地方說的正確性，但是同時在地圖上的“總論”指出“方”的特殊含義：“有謂地為方者，乃語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語其形體也。”
利瑪竇的規矩所劃出的不僅是地理上的新方圓，還體現了利瑪竇本人在進入中國文化過程中的妥協與抵抗，這些痕跡仍然可以在這張地圖上捕捉到，其中之一便是天主教在華奉行的“補儒易佛”策略。利瑪竇充分意識到儒家文化在中國的地位與作用，明白若要讓中國人接受天主教就必須尋找其與儒家文化的相似之處。在他晚年撰寫的中國劄記中，他再次肯定了儒家文化之於天主教在華推行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並指出“儒家這～教派的最終目的和總的意圖是國內的太平和秩序。他們也期待家庭的經濟安全和個人的道德修養。他們所闡述的箴言確實都是指導人們達到這些目的的，完全符合良心的光明與基督教的真理”。地圖上在介紹歐羅巴時，強調當地“俗敦實，重五倫”，完全是儒家的理想圖景。當然，尋找與儒家的契合，其最終目的還是實現以儒家文化來闡釋宣揚基督教義，進一步使天主教在中國合理化。如果說利瑪竇對儒家更多采取了一種圓融的姿態，他對佛教的態度則截然相反，批判的鋒芒與棱角清晰可見。在地圖上的跋中，利瑪竇明確反駁了佛教對中國地理位置的說法：“凡地在中線以上主北極，則實為北方；凡在中線以下則實為南方焉。釋氏謂中國在南贍部洲，並記須彌山出入地數，其繆可知也。”辯論與駁斥並不僅僅停留在這裏，地圖上的順手一擊隱約呈現著許多隱藏於其後的當時故事：脫下僧袍，與辯才無礙的雪浪禪師辯論，與善用機鋒籠罩豪傑的紫柏達觀較量，還有對佛家徒言行不一致的嘲弄與鄙視。
地圖上：利瑪竇的規矩還體現在其對中國傳統閱讀心理介入上的離合。中國自古就有搜奇、獵異、誌怪的傳統。《列子》中言：“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誌之。”而作為此類較早的代表性著作《山海經》中就記載了大量海外的地理與風俗，此後《史記》以及後來的史書中大都表現出對中國之外的關注，利瑪竇的世界地圖上有大量的釋文，對各大州以及不同國家的風土人情給予了簡要描述。“女人國”的釋文是：“舊有此國，亦有男子，但多生男即殺之，今亦為男所並，徒存其名耳。”“女人國”的記載此前早已有之，《山海經》雲：“女子國在巫鹹北，兩女子居，水周之。”《三國誌》中也有類似的描述：“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成書於明英宗天順五年的《大明一統誌》中也提到了“女人國”的名字，利瑪竇在地圖上表明自己曾參考過《大明一統誌》，也就是說他在斟酌地圖上的國家呈現時，考慮到了中國傳統的描述，並盡可能地采取了中國既有的命名。這種做法實際上是一種雙重肯定，既能為當時中國人固有的認識所肯定，又有助於肯定利瑪竇在地圖上描述的正確性。與此同時，利瑪竇在“同”中努力凸顯一種“異”，以有別於中國傳統敘述的內容而又營造出一種新鮮感與真實性。除了介紹一些此前中國尚未聞見的地方及其風俗以外，“異”的呈現還在於與中國既有敘述的不同。上述有關“女兒國”的釋文中，利瑪竇就摒棄了一些中國舊有描述中荒誕離奇的成分，如《後漢書》言“或傳其國有神井，窺之輒生子”，宋代《諸蕃誌》則言“其國女人遇南風盛發，裸而感風，即生女也”。利瑪竇曾在《兩儀玄覽圖》有識雲：“矧夫是圖，竇於述宿之外，凡躬親目擊有逆於耳受者，頗加訂正，非敢無據妄作，謾世求新。若向謂外國輿圖所載三首、一臂、交脛、無腹、後眼、串身、不死諸異說，皆竇未耳未目，即歐羅巴人勤事遠遊，遍曆海宇，絕無記傳，又曷敢附會魘贅，以誣造物也。”利瑪竇提到的三首、一臂、交脛、不死等有關海外的荒誕想象都可在《山海經》中看到，而對這些描述的否定以及“非親眼目睹不寫”的宣言都增強了其以異求真的觀念。有關海外敘述上“異”的呈現，還表現在選擇性采取中國既有之描述，而這一做法流露出利瑪竇在介入過程中的謹慎小心。“矮人國”對於明代人並不陌生，《山海經·海外南經》中就已經提到“矮人國”“周饒國在其東，其為人短小，冠帶。一日焦僥國，在三首東”，其《大荒南經》載“有小人，名日焦僥之國，幾姓。嘉穀是食”，其《大荒東經》又載：“有小人國，名靖人”，顯然這一描述過於簡短，不具備足夠的趣味性和故事性來吸引讀者。唐代《括地誌》對此有了進一步發展：“小人國在大秦南，人才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衛助之，即焦僥國，其人穴居也。”宋元之際馬端臨《文獻通考》中亦有“小人國”的描述：“小人在大秦之南，軀才三尺，其耕種之時懼鶴所食。大秦每衛助之，小人竭其珍以酬報。”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上“矮人國”的注釋為：“國人男女長止尺餘，五歲生子，八歲而老，常為鸛鷂所食。其人穴居以避，每候夏三月出壞其卯雲。以羊為騎。”保留了《括地誌》和《文獻通考》中的基本元素，將“矮人國”人的穴居與他們害怕為鳥所食的恐懼聯係起來，使情節較之《山海經》更加生動緊湊。然而在如何應對威脅生命的鳥類時，三者的描述出現了饒有趣味的不同。《括地誌》中是“大秦衛助之”，即大秦幫助“矮人國”對付鳥類；《文獻通考》進一步強調了“小人國”對大秦援助的感謝“竭其珍以酬報”；而《坤輿萬國全圖》則改為“矮人國”人“每候夏三月出壞其卵”，絲毫沒有提到大秦的外援介入。這一變化意義何在？《後漢書·西域傳》：“大秦國一名犁鞋，以在海西，亦雲海西國。地方數千裏，有四百餘城。”大秦在古代指稱羅馬，康有為曾對羅馬的大秦譯名做過考辨：“羅馬無‘大秦’之名，譯音亦無近似者。觀傳中所言羅馬國事多誇誕，此必通商及來使之人，以中國之秦滅六國，地大威尊；而羅馬之滅並各國類之，因亦自比於秦以曉中國，而加一大字以誇炫其盛強。輾轉傳譯，史官遂誤錄之。”由此可見，利瑪竇所作的這一改變很可能是為了消除大秦對他國事務的直接介入形象，從而有助於減少時人對他來華的猜忌與敵意。這一點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地圖上中國與歐洲之間的距離呈現。地圖上歐羅巴州的注釋稱其“去中國八萬裏”，今天看來未免誇大失真，然而地理上的遙遠確實有利於消除當時不少人持有的敵意。傳教士被懷疑為間諜奸細以及陰謀製造叛亂者，背負“窺伺中華，以待風塵之警”的罪名，並受到誣告與迫害，這樣的例子在《利瑪竇中國劄記》中並不匱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