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寶蓀在英國拜訪並結識很多虔誠的基督徒，他們踐行教義的方式各有精彩。在那些她仰慕的女性中，有多位堅持獨身的，如巴克女士照顧母親到一百歲，獲女皇獎賀；巴路義和馮莉維女士全身心投入社會工作和傳教事業，費爾士博士的三位姑姑都不嫁。曾寶蓀的獨身主義，應是以她們為榜樣的。她的同輩中，曾約農、曾昭樺、曾寶菡、曾昭燏都不婚嫁，曾寶蓀的帶頭作用至巨。曾昭炳於1935年寫信報告她選擇了考古專業，並談到：“妹在此遇三姐之前後同學數人，皆盛言三姐之天才並問近狀，妹一一告之，妹常自念，以三姐之學問才能十倍於妹，為藝芳終身犧牲，妹何以不能。”㈣曾昭熵為考古事業奉獻終身，亦不婚。
曾寶蓀初到英國時，英語尚不通暢，待到一年後入讀大學，已經陸續可以傳道，在學校又被推舉參加演講。她以“科學對人生的貢獻”為題，演講相當成功，並由此獲得校長的賞識，支持她回國辦教育。她想要辦一間純粹中國人主持的基督教學校，理由是：“教會學校不是不好，但我想基督教若不純粹中國化，則中國人總不能接受它，使它成為自己的宗教，如佛教一樣。”
曾寶蓀萌生此誌，並決意踐行，是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夕。關於基督教徒是否應該反戰，宗教界有深入的辯論，曾寶蓀亦由此思考宗教與戰爭、宗教與世界的關係，結論是：反對戰爭是符合耶穌精神的。同時，基督徒為國運祈禱之虔誠、理性與有序，讓寶蓀看到了希望——如果中國人能接受基督，注入理性、身體力行、愛人如己之精神，應有助於文化之改良。
那年寒假守歲，她與約農相約，“立誌貢獻自己為國家、為世界致用”，這誌向就是辦基督教學校。她贏得了倫敦大學西田書院校長及其友人的幫助，募集資金，聘請教師。她也通過書信與中國的同學、親友聯係，尋求幫助。她曾致信表姐蕭孝徽：“再二三年，蓀將返國辦教育，姊幸助一臂為要。”足見寶蓀籌劃甚早。回國後，她拒絕表叔聶雲台的建議去接管上海的啟秀女子中學，皆因其誌已明，當不旁騖。
三
1918年9月，藝芳女校開學，一辦就是三十年，其中經曆三次被毀、三次複校的艱難坎坷。藝芳崇奉基督，但不隸屬於任何教會，保持了它的獨立性。寶蓀認為，很多教會學校無法引起學生對宗教的興趣，辦學效果不佳，其主要原因是與中國風俗人情相隔離，跟傳統的文化精神找不到契合點，從而不能融入到中國社會中去。與教會學校嚴格的儀式不同，藝芳不勉強學生去禮拜堂，周末學生可以回家住。在課程方麵，把中國傳統文化教育與西方科技文化知識結合起來。
藝芳女校踐行基督教的精神，救人濟世。遇到自然災害，藝芳學生用各種辦法籌款，據《藝芳》校刊的新聞報道，施衣、募捐是學校經常辦的活動。五四運動時，藝芳學生成立十人團，抵製日貨，嚴格執行，一以貫之，堅持到抗戰才結束。藝芳反抗日本的侵華政策，但相信民眾是善良的，隻是受了政府宣傳之蒙騙，1923年日本東京地震，藝芳也為災民捐款。
曾寶蓀從信奉基督教到辦基督教學校，她特別關切的議題是“基督教與教育的關係”。在藝芳，她倡導學生自主和自治，希望學生“能欣賞中國文化，又能具科學精神”，能“崇信基督，又不忘記孔孟之道”。1935年9月，她受上海青年會的邀請，到全國十二個城市的中學與大學巡回演講，主講“文化教育與宗教的關係”，曆時三個月。所到城市，均有當地的教育官員、校長或知名教授接待，可見此次演講很受重視，頗有影響力。
曾寶蓀是教育家，亦稱得上是宗教活動家。在英國讀書時，她參加學生自獻運動、貴格會的會議、在小型的宗教聚會中傳道。1928年，她到耶路撒冷參加世界宣教會會議。1938年，她第二次出席世界基督教協進會的會議，會議設在印度的馬德拉斯基督教大學，會議結束後，她隨即到英國布道，並在各地演講。她與上海青年會聯係密切，積極參與演講、翻譯教材、出席慈善活動等。1951年到台灣後，她加入中華婦女祈禱會，每月開例會一次，每年開年會一次，討論及安排全年工作、聘請傳道人等。同時，她經常受邀到宗教團體和學校演講。1970年台灣教育文化局編印了其演講集《婦女對文化的貢獻》。
傳道要深入人心，需要解決宗教道德與世俗道德之間衝突的問題。曾寶蓀直麵這些現實的衝突，並對宗教道德保持反省的姿態。她早年認為，基督教應反對戰爭與殺戮，然而，八年抗戰讓她明白：為了抵抗侵略、保家衛國而殺戮，是合乎道德的；如果以基督教反戰精神為借口而逃避，是懦弱的表現。基督教珍視婚姻、家庭與傳統文化，她聽說英國的億東貴族學校一半學生的父母離異，看到很多在國外的中國人任由子女棄學漢語及中國文化，她都非常疼惜，嚴加批評。也因秉持著這樣的道德觀念，她在1919年拒絕了哲學家羅素到藝芳女校演講，理由是已婚的羅素與同行的勃拉克女士婚外同居。後來，她到英國，羅素不念舊怨，支持她申請庚子賠款，寶蓀亦讚揚他是有修養的大學者，她不以僵化的宗教道德衡量人。
曾寶蓀出席兩次世界基督教大會，感觸最深的是“隻要有耶穌的愛，不分國界、人種、語係，全世界可以如兄弟姊妹一樣的相親相愛”。而宗教最重要的兩個目標是：“一個是物質文明不能離開宗教道德；第二是以前傳教的都不免看異教為大敵，近來印（印度）看出極端的唯物哲學才是宗教的大敵。”極端的唯物淪把物質置於絕對第一位，否定唯心論以及超驗的宗教體驗，從根本上否定了宗教，所以是大敵。
基督教是一神教，很多傳教者視別的宗教為大敵。曾寶蓀不持此論，她在《實驗宗教學教程》中提出，諸教同理，宗教的經驗是相通的，天、神、人一理，都是追求“天人合一”。
在英國時，她參加貴格會的聚會，有時是長時間默坐，靜候聖靈的指導。習慣讀經、講經、禱告的同學，對此時有諷刺。寶蓀卻從中獲益良多，感悟到的是天人合一，並由此想到“朱夫子也主張靜坐，佛教更是提倡靜默，甚至閉關多日”。
曾寶蓀在山西演講時，曾拜訪過虔誠的佛教徒趙戴文先生，一起探討佛教與基督教相似之處：“耶教由信稱義，是自誠明；佛教是由大智啟信，是自明誠，所以兩者相通。”簡言之，佛與耶都是讓世人明道，明事理。在她家族中，有佛、耶同拜的前輩，她的祖姑母曾紀芬於1915年受洗成為基督徒，後來又參加聶家每周一次的佛學會，亦佛亦耶，取的是兩種教義都倡導博愛、儉樸和施與。
曾寶蓀認為，基督教要發展，一定要與不同的文化融合。她這一思想的形成，也深受著名的傳教士李提摩太的影響。李氏曾在中國傳教，任山西大學校長。他讚美中國文化，並對如何溝通中西文化有獨到見解。寶蓀在英國時多次拜訪李氏，非常推崇他“天下一家”的思想，盛讚他在《中國的四百兆人》提出的各國合作的方法，它竟與後來的聯合國的理念不謀而合。有趣的是，時任山西巡撫的曾國荃，並不支持李提摩太的布道與賑災工作。但李氏並未向寶蓀提及那些過節，隻說“同時賑過災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