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易還揭發蘇軾要拉攏自己，“臣自被命以來”，蘇軾“數使人以甘言誘臣者”，說對我非常佩服，“恨相知之晚”，還說我是蘇轍一手提拔上來的。“而臣之樸愚，不喜詭隨，不知為身謀，故漠然未嚐答也”。
不到兩個月，蘇軾又寫《再乞郡劄子》，痛說自己和程頤賈易趙挺之等朝廷各派人物的愛恨情仇，並再次堅決要求外放。他實在是沒有能力跟這些人鬥下去了。
高太後知道蘇軾無用，隻好再次把他送了出去，出知潁州。蘇軾此次返京，又是啥事沒做。
這次蘇軾走得比較淒涼，連弟弟都怕仕途受到連累而沒有像往常那樣兄弟情深地送出老遠。當他主動向蘇轍告別的時候，蘇轍竟然在家裏睡著了，打門都打不醒。蘇軾感歎萬分，隻好留下一首《感舊詩》，離開了“安寢已太康”的弟弟，懷著“悵然感秋涼”的孤獨心情離開了京城。
蘇軾八月底到潁州，也遇到了一個水利工程。
潁州就是現在的阜陽，領地與陳州相接。陳州在潁州上遊，今治淮陰，地勢都比較低下，常年水患嚴重。蘇軾去時，正逢開封境內和陳州治下皆遇大水，原行水道泄水不及，所以有人建議開挖一條三百多裏長的名叫“八丈溝”的支流，通過八丈溝可以把陳州積水引到潁水河，再進入淮河，徹底解決陳州水災問題。這個工程相當浩大，因為途經潁州，需要潁州大力配合。朝廷已經準備下撥巨款並動用近二十萬民工開工。正好，蘇軾到任了。
他知道這件事後，害怕工程大幹起活來煩心，急忙一連向朝廷進了幾道劄子，找了一百八十四個理由，拚命申說八丈溝不可開。說什麼“議者欲興大役，勞力費國，公私洶洶，未見其可”，並指責那些提建議的人“所見猥下，無足觀采”，“枝蔓粉飾，附會其說”。
這種紮子，沒有任何針對性，若用在反對他的“蘇堤”上，照樣適用。
他反對開挖八丈溝的主要原因是怕淮河水高倒灌，那樣潁州就會遭致上下洪水夾擊，無法排解。諷刺的是，在朝廷放棄了開挖計劃後，蘇軾卻熱心於疏通潁州西湖的工作，照樣開中清河入淮，卻又不擔心淮水倒灌了!
因為潁州西湖是風景區，對他的意義要比八丈溝大的多!
蘇軾“到官十日來，九日河之湄”，大部分時間都在遊玩，但他仍對潁州的生活非常不滿。大概這裏比杭州差得太多，在《到潁未幾公帑已竭齋廚索然戲作數句》中，蘇軾一邊感歎“歲月今幾何，齒發日向疏”，一邊大發牢騷，“夢飲本來空，真飽竟亦虛”，想弄一頓飽飯吃都不容易，想喝酒也隻能是在夢中了。
事實上，瀟灑的蘇軾在窮困的潁州過得並不是那麼不堪。潁州也有一個湖，也叫西湖，是歐陽修經常泡澡的地方。潁州沒有杭州那麼風流可人，可他照樣要到潁州西湖上去辦公，“吾公身在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
這年冬天，潁州下了一場大雪，天冷人饑。有一天蘇軾突然善心大發，天剛亮就起來說：我一夜沒睡好，潁州人肯定都在餓肚子，我想做一點餅救濟他們。
倒是王閏之提醒蘇軾說：你不要胡搞，你當官的，又不是寺院。現在朝廷自有賑濟的政策，陳州賑濟工作做得就很好，你不如向他們請教一下。
他一想也是，心下慚愧了一把：難道我一個大文豪，工作水平還不如一介女流嗎？當即便召集手下討論。不料同誌們早有計劃，都知道“細民之困，不過食與火耳”，現在潁州義倉中有“積穀數千石”，可以用來“以救下民”，此外尚存有“炭數萬秤”，“柴數萬秤”，按原價出售，也可以給老百姓帶來點實惠。
蘇軾聽了非常高興，急忙上書請朝廷批準賑濟工作。放下筆就和同誌們同登女郎台，開心去了。
汝陰縣有一個大盜尹遇，“久為一方之害，朝廷捕不獲”。蘇軾就把汝陰縣尉李直方找了來，直接下令：抓到姓尹的，上報朝廷請獎；如果抓不到，請示上級就地免職。
李直方嚇壞了，心裏十五個水桶亂動，回家後和九十歲老母親泣別而行，“親領弓手五人”趕往尹遇的藏身之所，“往返五百餘裏”，“手戟刺而獲之”，“捉殺尹遇”。
蘇軾沒話說了，隻好兌現諾言，向朝廷請獎。沒料到這事太小了，不值一提，朝廷沒有答應他的請求。這下蘇軾沒麵子了，反複不斷地向朝廷申請，朝廷就是不理。
可憐李直方，白抓了一個賊。
當然，這種事情，於蘇軾而言，並非正事，他的主要興趣還在文學創作上。
一日春夜，微寒漠漠，冷月如水。庭院裏梅花綻放，給人帶來一絲春意。
夫人王閏之說：“春月勝如秋月，秋月令人慘淒，春月令人和悅。”
蘇軾一聽，受不了了，說老婆你講得太好了。可惜，如此良辰美景，他並沒有打算和春意融融的王閏之一起度過，他“即召客飲”，作《減字木蘭花（春月）》一首：
春庭月午，搖蕩香醪光欲舞。
步轉回廊，半落梅花婉娩香。
輕雲薄霧，總是少年行樂處。
不似秋光，隻與離人照斷腸。
年近六十的蘇軾，依稀還記得當年的少年行樂處，隻可惜年華老去，對離人斷腸的感覺，與當年大概有所不同了吧？
在潁州隻呆了幾個月，潁州的月亮果然要“與離人照斷腸了”，蘇軾又要走了。他被任命為知揚州軍州事。
蘇軾在揚州，功名之心似已在減，每天醉心於花花草草，奇石異墨。有事無事弄幾杯小酒，然後寫“和陶詩”，真有點像死了心的隱士。
盡管如此，他也不得不承認比陶淵明差遠了，“我不如陶生，世事纏綿之”，總是擺脫不掉塵世的誘惑啊！
蘇軾酒量不大，少飲即醉，但他好這一口，“以把盞為樂”，並且酒品不好，“往往頹然坐睡”，在酒桌上就睡著了，口水眼淚流了一臉，相當不堪。
在揚州時，往往在“飲酒過午”之後，也沒有精力神聊了，客人散去，蘇軾則“解衣盤桓終日”，雖然不是很開心，但總是很安閑，“歡不足而適有餘”。
有一天蘇軾用公款請客，“設客十餘人，皆一時名士”，書法狂人米芾也在座。十幾個人猛吹猛喝，大談特談。突然，米芾站了起來，對蘇軾道：有一件小事請相公替我做主，“世人皆以芾為顛”，請相公證明一下。
蘇軾放下酒杯，斜了米芾一眼，又掃了一遍桌上眾人，道：我的看法和眾人一樣。
眾客聞言，文雅的轟然大笑，蘇軾也笑得不輕，剛喝下去的一口酒幾乎噴了出來。門口等肉吃的一條小花狗被嚇得大叫一聲，夾起尾巴逃出屋去，它實在搞不懂這些文人在搞什麼名堂。
米芾當然要回請，兩人對於談工作當然是沒有興趣，隻是“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列其上”。兩個人才氣縱橫，“每酒一行”，揮筆狂寫，弄得一邊磨墨的兩個小吏忙得一頭汗。就這樣一直玩到晚上，各自收手，把對方寫的字收藏起來，並且相互吹噓說“自以為平日書莫及也”。
蘇軾寫“和陶詩”寫得正歡，真的以為自己一生就可以這樣混下去的時候，元祐七年（1092）八月，蘇軾再次被招入京任兵部尚書兼管皇家儀仗隊。
管理兵部，蘇軾沒有什麼本事，讓他搞儀仗隊工作，卻正合他的胃口。誰坐什麼車，誰跟在誰的後麵走，哪個女人應該穿什麼衣服，蘇軾搞得中規中矩像模像樣。他此次進京已經小心翼翼不再去挑事，沒有主動去得罪別人。
盡管如此，照樣有人搞他。
元祐八年（1093）三月至五月，禦史黃慶基等人連上奏章彈擊蘇軾，使蘇軾再次陷入被動。
黃慶基對蘇軾開展了全麵的批評，“曆數其所為”，先是攻擊他在知潁州期間“違法置簿，拘收賞錢，不依條例，妄行賞用”。現在蘇軾入京，欲得重用，一旦得勢，必“欲姑息小人，蓋庇舊吏，以沮壞法令而已”。
黃慶基再次提起蘇軾在知杭州時所犯的錯誤，特別是在違法刺配顏益等問題上，性質嚴重，以個人好惡定案，“其不遵法令之意，蓋有輕蔑朝廷之心，其不忠之罪大矣”。
接著，黃慶基對蘇軾為官的品行做了一個總結：“軾自進用以來，援引黨羽，分布權要，附麗者力與薦揚，違迕者公行排斥”，根本不講政治原則。對所推薦的人，無論其政治能力與品行如何，隻要喜歡的就大力提攜。事實證明，蘇軾所薦之人往往人品與能力俱欠，現多已罷去。盡管如此，“奔競之士趨走其門者如市，唯知軾而不知有朝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