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桑榆非晚
一、生命的第二樂章
1981年，《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終於問世。
這是一部闡釋、比證中國曆代服飾形製演變的著作，然而，特別引人注目的，是隱伏於其中的生命——文化意識。早在1947年，在《讀展子虔〈遊者圖〉》一文中，沈從文就這樣說過：
試從曆史做簡單追究，繪畫在建築美術和文學史上實一重要裝飾，生人住處和死者墳墓都少不了它。另有名畫珍圖，卻用絹素或紙張增加擴大文化史的意義。它不僅連結了“生死”，也融洽了“人生”。它是文化史中最不可少的一個部門，一種成份，比文字且更有效保存了過去時代生命形式。［1］
在沈從文看來，這些以物質文化形式保留下來的竹、木、金、玉、陶、瓷、絲、牙、角器物，不是一堆無生氣的死物，而是過去生命存在的一種方式。生命的形式是一種“文化”的存在，而“文化”不是表現為某些僵死的理論教條，而是通過實際人生體現出來的活生生的存在。這些顯示生命活的存在的各個方麵——政治製度、經濟形態、社會階級分野、生活習俗、宗教、文學、繪畫及通過物質文化產品表現出來的工藝美術，又是彼此促進、相互製約的，從而形成沈從文的“凡事不孤立，凡事有聯係”的有機整體的生命——文化觀。文化各部門的相互製約與聯係規定生命的存在方式，不同時代的文化形態的演變又導致生命形式的變化與轉移。他在談及中國古代銅鏡時就曾指出，一麵小小銅鏡，從縱的發展上看，從原始社會末期起始，到清朝中葉，就不斷發生著變化。就連裝鏡子的盒子、套子擱鏡子的台、架，也不斷地變。人使用鏡子的意義也在變。從橫向聯係上看，銅鏡上的文字和花紋又與當時的詩歌和宗教信仰有密切聯係。如一種“西王母”鏡，出土僅限於長江下遊和山東南部，時間多在東漢末年，因此，不僅可以看見它與“越巫”或“天師教”有關，還可以據此校訂幾部相傳是漢人所作小說的年代。而一些西漢銅鏡上的七言銘文，則是溝通楚辭、漢賦與曹丕七言詩之間的唯一橋梁。
從這種生命——文化既有機統一，又發展變化的觀念出發，沈從文開創了一條獨特的文物研究路子。
……一部中國古代物質文化史，還保存得上好於地下。今後隨同生產建設，更新更多方麵的發現，是完全可以肯定的。綜合各部門的發現加以分別研究，所得的知識，也必然將比過去以文獻為主的史部學研究方法。開拓了無限廣闊的天地。“文物學”必將成為一種嶄新獨立科學，得到應有的重視。值得投入更多人力物力進行分門別類研究，為技術發展史、美術史、美學史、文化史提供豐富無可比擬的新原料。［2］
沈從文提出了在新的研究方法基礎上，開創“文物學”的宏心大願。這方法就是以實物為主，“與文獻相互印證，相互補充，相互糾偏，從聯係比較中鑒別是非，得到新認識”。它與文物研究中曆來承襲的以文獻為主的傳統方法相對立。他以大量的例證，力陳這一“唯物實事求是新路”的優越性。例如他談及《方言》中所說“繞衿謂之裙”的含義時說：
曆來從文字學角度出發，對於“衿”字解釋為“衣衿”固然不確，即解釋為“衣襟”，若不從圖像上明白當時衣襟製度，亦始終難得其解。因為這種衣物，原來從大襟至脅間即向後旋繞而下。其中一式至背後即直下，另一式則仍回繞向前，和古稱“衣作繡，錦為緣”有密切聯係。［3］
這種方法也被用於書畫鑒定。《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旁及一係列與服飾問題有關的傳世名畫的真偽，對已成定論的作者和創作時代，提出質疑和有分量的新看法。
傳世閻立本作《蕭翼蘭亭圖》，人無間言，殊不知圖中燒茶部分，有一荷葉形小小茶葉罐蓋，隻宋元銀瓷器上常見，哪會出現於唐初？古人說“談言微中，或可排難解紛”。但從畫跡本身和其他材料互證，或許他器物作旁證的研究方法，能得專家通人點頭認可，或當有待於他日。［4］
沈從文的研究，動搖了書畫鑒定中傳統的“帝王收藏，流傳有緒，名家收藏”三原則。
有人在論及書畫鑒定的曆史時說：到了六十年代，人們開始擺脫傳統的方法，企圖運用多種手段進行綜合的鑒定。
其實，這種綜合鑒定的方法，沈從文早在1947年就已經提出並實際運用了。在《讀展子虔〈遊春圖〉》一文中，他對相傳出自隋代展子虔之手的《遊春圖》真偽提出質疑時，就指出畫中女人衣著格式，似非六朝格式，亦不類隋代與初唐體製。淡紅衫子蒲羅裳，又似為晚唐或孟蜀時婦女愛好，風致恰如《花間集》所詠，畫麵空氣見出唐詩韻致。畫中山頭著樹法，枝柔而攲，卻是唐代法，與論展子虔“細飾犀櫛；冰嘶斧刀”畫風不相稱。衣著中的襆頭和圓領服，時代要晚些，建築時代也晚。從服飾製度、生活風習、畫風演變，詩歌吟詠等多方麵進行綜合比證，從而提出“若說是展子虔真跡，還得從著錄以外來下點工夫。若老一套以為乾隆題過詩哪會有錯，據個人經驗，這個皇帝還曾把明人一件灑線繡天鹿補子，題上許多詩以為是北宋末殘錦！”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就是運用這種研究方法培植而出的豐碩果實。服飾的形製、演變的闡釋，被置於一個時代整體文化的氛圍中，不僅創見迭出，而且左右逢源，給人以生氣淋漓之感。例如在闡釋唐代婦女頭飾時，作者指出，“唐代婦女喜於發髻上插上幾把小小梳子，當成裝飾，講究的用金、銀、犀、玉或牙等材料，露出半月形梳背。”
當時於發髻間使用小梳有用至八件以上的，王建《宮詞》即說過：“玉蟬金雀三層插，翠髻高聳綠鬢虛，舞處春風吹落地，歸來別賜一頭梳。”這種小小梳子是用金、銀、犀、玉、牙等不同材料做成的，陝洛唐墓常有實物出土。溫庭筠詞：“小山重疊金明滅”所形容的，也正是當時婦女頭上金銀牙玉小梳背在頭發間重疊閃爍情形。
溫庭筠的名句“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腮雪”中的“小山”，曆代注家有指為“眉山”的，有解作“屏山”的，近於猜謎。沈從文根據唐人詩詞、文獻、《搗練圖》、《宮樂圖》和出土實物，相互比證，不能不使人歎服。
沈從文的發現並不止於這類局部比證，還表現為對不同時代服飾特征及演變的整體把握。例如關於唐代婦女服飾，雖然常見於文獻記載，但究竟是怎麼回事，卻不得其詳。沈從文根據近年來大量出土的文物和唐代作家的詩文形容結合互證，做出了詳盡具體的描述。在唐初至開元年間，由於善於吸收融合西北各民族文化和外來文化，影響到婦女服飾，“戴金錦渾脫帽，著翻領小袖或男子圓領衫子，係細縷絛帶，穿條紋間道錦卷邊小口袴，透空軟錦靴，部分發髻多上聳如俊鶻展翅。無例外作黃星點額，頰邊作二新月牙樣子（或更在嘴角酒窩間加二小點胭脂）”。到元和時，則演變為“蠻鬟椎髻，烏膏注唇。赭黃塗臉，眉作細細的八字式低顰”的“時世妝”。前者健康活潑，後者則完全近於病態。時代的變化怎樣導致了審美趣味的變化，外來影響如何結出兩樣不同果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