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後人言，曆史無疑是一筆寶貴的財富。通過對曆史的考證和辨析，我們能夠據以梳理出曆史上人類發展的來龍去脈，從中汲取經驗和教訓，進而弘揚人類綿延至今的智慧成果，使人類共同體朝著文明的方向邁進。是以，著史和修史成為鑒古知今的一項重要工作。
後人了解曆史，無非是通過民間的口耳相傳，曆史遺跡和文物的考證，還有大量的官修史書以及個人傳記，從而勾勒出曆史的大致圖景。無論是官修正史，還是民間的口述史；無論是煌煌史學巨著，還是普及性簡史，都是今人管窺“曆史之豹”非常珍貴的史料。同時，隨著科學技術的演進和考古方麵的新發現，現有史料也在不斷得到充實，人類對曆史的認識也在不斷完善和更新。更為重要的是，隨著文明的演進，對曆史的敘述也麵臨著如何更加客觀貼切的問題。有鑒於此，筆者在動筆之前，做了大量的案頭工作，參考了許多曆史讀物，含英咀華，汲取了不少前人的真知灼見，比如拉蒙可夫瑪的《人類史話》，其話說曆史的語體與嚴格求證的敘述相得益彰，令筆者意識到曆史的真實也可以是活潑潑的，極富感染力的。賈雷德·戴蒙德的《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則從一個較為獨到的視角對人類社會的命運進行了細致周詳的觀察和考辨，也給了筆者以重要的啟發。當然，筆者也從別的史學先賢那裏獲益頗多，這裏就不一一列出了。總而言之，感謝這些史學先賢的啟示和砥礪，促使筆者不敢稍事懈怠，在寫作過程中，常以“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敬畏和謹慎去麵對曆史，考證曆史。
既然寫的是“人類簡史”，筆者的立意當然是為一般讀者展示宏闊的曆史畫卷，幫助一般讀者概覽和洞察人類文明的輪廓和來龍去脈。因此，全書主要傾力於沿著人類文明史的“主幹”去展開詳細考證，而對枝枝蔓蔓的次生文明予以刪繁就簡、去蕪存真的簡略敘述。在語言風格上，筆者力求要言不煩，不說或少說“曆史的閑話”，將讀者的注意力引向“曆史的關鍵處”，進而知曉“曆史的前因後果”，對人類繁衍生息至今的曆史梗概有一個整體把握。另外，對一些關鍵曆史事件的敘述，筆者也力圖從曆史和現實的雙重視角重新予以鑒別，既尊重已有的公論，也勇於對過時陳腐“為曆史遮羞”的謬論提出挑戰。
在查考曆史資料時，筆者注意到，部分曆史讀物對曆史的敘述囿於局部，對局部曆史過於關切，而對局部和整體之間的關係以及不同地區在曆史進程中的關聯缺乏洞察。基於此，筆者尤其注意把曆史事件放在更廣闊的背景下去考證。比如，關於“二戰”，筆者結合東西方戰場加以敘述，使這兩個看似遙不可及的戰場成為一個有機整體，進而揭示出了局部戰爭和世界局勢的關聯，更準確地給出了局部曆史事件發生的大背景。
隨著時光的流逝，曆史將越發顯得遙遠，成長在新時代的年輕人，對曆史或許會越發陌生，因此，有必要重溫曆史，讓曆史的影像不斷閃回，幫助我們增長曆史的經驗，牢記曆史的教訓。當然，如前所述，本書對人類文明史的呈現不可能是簡單的回望，而是帶著“洞察之眼”和“思辨之腦”，與讀者一起，去透析人類文明史的證據鏈和因果鏈，以期繼承和發揚曆史的智慧，醫治“文明之殤”，為今日的文明提供鏡鑒。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讀者諸君若能融進自己的理解和思考，從本書延展開去，在曆史的峰回路轉處發現曆史的“別有洞天”，則是筆者之幸，也是曆史之幸！
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筆者須臾不敢忘記史學大家胡適之先生的提醒：“大膽立論，小心求證。”雖則如此，受限於筆者本身的學術視野以及筆力，立論難免有偏頗處，求證也難免有盲點，切盼讀者諸君指正，以望來日予以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