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人總會懷念宋朝，因為趙姓皇帝對文人墨客實在太客氣了。東坡最終未能得到重用，也不能全怪皇帝。皇帝不是一個人就能當得下的，總得大家幫著才行。皇帝有求於手下的重臣們，於是明知下麵人的心思，有時也隻好睜隻眼閉隻眼了。下麵的人也看出了皇帝的心思，沈括們才敢告密。皇帝耳朵越軟，告密的人就越多。自古就有很多人靠告密榮華富貴，也有很多人因為被人告密而禍從天降。更可歎的是，告密者總會不斷告密的，一個卑鄙小人往往會陷害很多忠良。所以，從來都是榮華富貴的少，受苦受難的多。
想起了一個告密未成的例子，可惜是外國的。當年法國作家薩特總是激烈地批評政府當局，有人就私下建議應該把這個狂妄的作家投入監獄。總統戴高樂卻說：沒有人把伏爾泰投入監獄，薩特也不該進監獄。
其實，戴高樂隻說對了一半。伏爾泰年輕時因為思想激進，曾被關進巴士底獄。隻是後來，他依然故我，卻再也沒有進過監獄，盡管他的一些著作被政府列為禁書。伏爾泰的年代，在中國正好是清康嘉年間。那年頭文字獄鬧得中國天昏地暗。伏爾泰倘若生在中國，隻怕早被砍了頭，哪能讓他成為聲名赫赫的哲學家、曆史學家和文學家？那年代中國倒是出了個曹雪芹，聊可安慰。但曹雪芹隻好用他中國式的智慧，苦心孤詣，在《紅樓夢》中“忽南忽北，非秦非漢”地捉迷藏，玩玩“原應歎息”、“假語村言”的智力遊戲，不可能像伏爾泰那樣奔走呼號，啟迪民眾於蒙昧。中國終究誕生了曹雪芹，這是我們的幸運；但我們畢竟缺少伏爾泰，這又是我們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
於是，中國隻能按照中國的邏輯向前走。中國的曆史邏輯都包含在浩如煙海的史書裏了。中國的皇帝是一代比一代聰明，隻讀過二十三史的皇帝不如讀過二十四史的聰明，讀了二十五史的皇帝自然又比前朝所有的皇帝都聰明。想那梁惠王沒讀過什麼史書，就比較幼稚，居然在孟子麵前承認自己有個毛病，就是好色。梁惠王明知道孟子是個讀書人，就不怕他把自己寫進書裏去？果然這位國王的好色之德就流芳百世了。我見過一位清朝皇帝選美的詔書，滿紙“普選秀女，以廣皇嗣”雲雲，皇帝老子好色，不再是毛病，倒成了國家大事。而這個時候的皇帝，孟子也罷，東坡也罷，隻怕都容不下了，盡管他們也吟著蘇詞，仍然稱孟子為亞聖。
本來隻想寫寫東坡的，卻越寫越偏題，成了這麼一篇四不像的文章。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