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這是一本為青年讀者學習公共說理而寫的啟蒙讀物，它是由一篇“論文”（前言）和18篇各自獨立的“隨筆”組成的。就說理而言，“隨筆”與“論文”是有區別的，我在第十章的最後一小節中已經談到，此不贅述。說理最常運用的文字寫作形式是“隨筆”（essay）而不是“論文”，而說理本身則是一種具有公共話語特征的思維和表達形式（第一章）。在美國，從小學高年級到大學低年級，說理教育的一個主要途徑就是學習寫作隨筆，更確切地說，學寫一種以實用為目標的“格式化的隨筆”（第九章）。每個高中生報考大學時必寫的自述（selfstatement）就是一種個人隨筆（personal essay）。
我在美國大學裏教說理寫作已經20多年了，在我任教的大學裏，一年級學生在兩個學期裏各有一門必修的寫作課，第一學期修一門一般的寫作課，學習基本的寫作技能，如描寫、敘述、比較與對比、原因與結果、即辯論等等。這些寫作技能都包含著某些對說理的基本要求，如清晰、邏輯、條理分明、言詞準確、有讀者意識等等。第二個學期，學生必修另一門專門寫作，叫“論證與說服”（argument and persuasion），這是一門集中學習公共說理多個組成部分與相互關聯的教程。我在本書的前麵部分介紹的便是這些主要部分（第二至八講）。這些都隻是組成部分，它們需要有機地構成一個說理文字的整體，以一種常規的章法結構表達出來，這種具有章法結構特征的文字形式有一個名稱，叫essay，我們可以稱之為格式化隨筆（第九章）和隨筆（第十章）。每個大學生在進校時，對這種特定的說理寫作形式都已經有了差不多8年（從小學四年級算起）的學習經驗。
在學習“論證與說服”的時候，學生們會接觸到有關如何識別歪理和自己如何避免說歪理的內容，不僅涉及可能的邏輯謬誤（第七章），而且知道如何識別有悖於公共說理倫理的商業和政治宣傳。識別和抵禦宣傳是學生們從初中時就已經接觸到的公共說理內容。宣傳是一種對公共說理有多種危害的話語（第十七章），往往是一種巧言和欺騙（第十二章），是一種利用普通人都有的心理和認知弱點的詭辯和詐術（第十三章）。
說理與民主生活的關係對於美國學生們來說似乎是不言自明的，自然而然就應該如此。這是因為，用教育理論家古德拉德（John I. Goodlad）的話來說，他們是“在自己並不知曉的情況下，降生到美國民主共和製度中來的”。這對這些學生學習公共說理是有利的，也是不利的。有利的是，用不著向他們強調民主環境對公共說理多麼必要（第十五、十六講），因為那個環境已經在那裏了；不利的是，由於現成的民主環境已經在那裏，用不著他們自己去爭取，他們對民主的認識有時會幼稚得令人吃驚。
例如，在他們看來，民主就是民主，至於那種隻能由某一政黨來領導的民主，是他們想都沒有想到過的，所以，我教了這麼多年的書，至今還沒有碰到一個學生討論過像“自由民主”與“某組織領導下的民主”孰優孰劣的論題。還比如，美國大學生對選舉一向缺乏熱忱，有一次大選時，有學生在課堂上表示對大選不感興趣,說是沒什麼可選的,選來選去都一樣。聽了這話，坐在他身旁的一位學生馬上說，隻要是自由、公正的選舉，沒有什麼可選的選舉才是好選舉。我問她為什麼這樣說，她答道，一場選舉要是能就此決定國家的命運，那選舉還不要弄得打內戰?這位學生是從津巴布韋來的，她說，真希望自己的國家能有像美國這樣的選舉。因此，即使對於美國學生，學習說理與民主的關係也不是多餘的（第十八章）。
在學校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美國大學生從中學時代開始，就受到了相當程度的公民教育，在大學裏又接受到更多的人文教育，對說理是一種公民教養（第十一章）和說理是一種能夠維護民主生活秩序的倫理價值（第十四章），都有許多經驗性的體會。學生們在修寫作課的同時，還正在修其他必修的人文教育課程，在人文教育課程上，說理也是一個基本的要求和訓練項目。人文教育課是以討論班的形式來進行的，學習的內容包括，如何細讀文本，如何就文本提出與事實、闡述和評價有關的三種不同問題，如何傾聽別人，如何對別人的看法和理由提問，並言之有據地提出自己的看法等等。人文教育課程上的作文與寫作課上的要求是一樣的，當然，由於不是寫作課，寫作格式化的要求會相應寬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