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者：一種曆史幽靈的閃現
告密者（GMZ），一種曆史上曾經聲名狼藉的幽靈，突然浮出水麵，成了新聞熱點。據武漢晚報報道稱，湖北某大學某班出台新班規，要求學生實行“盯人”戰術，每名學生暗中監視另一名同學，並在所謂“天使信條”上寫下對被監視對象的意見。這些披著“天使外衣”的告密者，以“關愛同學”的名義複活，蔚成校園文化的詭異風氣。而另外一所大學竟“湧現”出兩名學生告密者，她們將教自己某門課的老師告到市教委和公安局，理由是在課堂上“批評文化”。課堂上的自由爭論本來無可厚非，反駁老師的觀點，也是教學民主的一部分，但令我驚訝的卻是告密者的心機——一方麵向教委告密，企圖端掉老師的飯碗，另一方麵向公安告密，要把老師送進監獄。正是基於這種“雙管齊下”周密手法，她們從網民那裏榮獲了“極品告密者”的稱號。
在中世紀的教會獨裁時代，告密者曾經把大批無辜者送進異端裁判所，令她們以女巫的名義被活活燒死。這種告密傳統此後在東德達到輝煌的高度。喬治-奧威爾的反麵烏托邦小說《1984》，就是這種現實的寓言體鏡像。但所有那些西方史跡，跟本土廠衛製度相比，卻隻能黯然失色。朱元璋是中國的告密者教父，率先設立錦衣衛以監視官民，此後，曆代皇帝又設東廠監視錦衣衛，再設西廠監視錦衣衛和東廠，複設內行廠監視錦衣衛和東西廠，甚至利用江湖流氓建構更為龐大的眼線和告密網絡。這種複雜的四重監視體係，培訓了龐大的告密者隊伍，成為專製王朝的最大幫手。
清代不僅承襲了這一傳統，而且在特務政治方麵變本加厲，形成以告密文化為特征的“核心價值”。雍正四年，江西鄉試主考查嗣庭引用《詩經》中“維民所止”為考題，遭小人告密為“雍正去頭”，結果戮屍梟眾，滿門抄斬。揚州舉人徐述夔日下曬書，風吹書頁，信手援筆題詩：“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被人告密，遂被斬首棄市，整個家族均遭株連；畢生為禦詩潤色的沈德潛，因《詠黑牡丹》一詩中有“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之句，被告密者捅給乾隆，慘遭死後剖棺戮屍之禍。杭州人卓長齡所著《憶鳴詩集》，書名“鳴”與“明”諧音，被告密者指為憶念明朝，圖謀不軌，乾隆大怒，親令開棺戮屍，連孫子都被斬首。所謂的“盛世明君”乾隆，秉承康熙雍正的遺誌，在眾多告密者的支持下，親自製造了130多件冤案，把文字獄推向華夏流氓社會的巔峰。
在我的個人生命記憶裏，告密者曾是一種規模盛大的文化形態，朋友、同事、親戚和親人之間互相檢舉，羅織罪名，儼然一場經久不息的互虐式狂歡，而他們的每一種指控都會成為政治迫害的重大依據。在1958年，至少有30萬敢於批評的中國人被告密者檢舉揭發，在階級鬥爭中淪為“右派”，在嚴酷打擊中死去活來。而在1960年代，更多中國人因告密者的揭發而遭到政治迫害，由此建起曆史上最遼闊的冤獄。教師是那種最先麵對告密者的群體。在大規模災難降臨之際，他們率先遭到造反學生的迫害，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或“反動學術權威”的教師，難以計數。據官方數據統計，僅1967年8月、9月的北京，就有1772人被造反學生打死，其中絕大部分是教師。北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們，那些曾經高唱《讓我們蕩起雙槳》的浪漫少女、麵帶紅暈的“祖國花朵”、滿臉稚氣的“革命小將”，以政治正確的名義，檢舉揭發女副校長卞仲耘的諸多罪行，繼而將其活活打死；與此同時，北京女三中校長沙萍，也被自己的女學生打死，就此開啟了暴力的酷烈大門。這場從告密開始的運動，最終升溫到令人發指的地步。
“告密+迫害+吞噬”的複合型狂歡，書寫著最黑暗的民族記憶。1977年以後，政府推動大規模平反運動，勉力修正曆史冤獄，令告密者成為一種民族羞恥，教師重新召回了個人的尊嚴。但告密者的幽靈仍在徘徊，並於改革開放30年之後卷土重來，再現了令人吃驚的醜聞。在英語中，告密者常被稱之為“RAT”，含有“討厭鬼”“可恥的人”和“下流女人”（美俚）的語義，但我不想在此過多苛責這樣的學生。她們不過是某種教育製度的犧牲品而已，隻要予以適度的引導和矯正，還有恢複心靈健康的希望。但告密文化賴以生長的土壤，卻是我們要加以嚴重警惕的事物。如果我們今天不起身阻止這種鬧劇，那麼它就會發育成更可怕的災禍，並降臨在我們每個人的頭上。曆史最容易重演的，正是它最醜惡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