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曆正月初七，電子廠正式開工。
從東莞市區到樟木頭鎮，像一級級走下台階；而從鎮中心到工廠路，又像來到另一塊大陸。這條路隻有一條主幹道，兩側除廠房、宿舍，還夾雜著形狀各異的農民房。到處是飛土揚塵、斷瓦頹垣的破爛路，到處是迅疾狂飆披靡不能禦的大貨櫃，到處是一個個方形亞克力的小燈箱，到處是粗糙，到處是猙獰。從2014年至2015年，這條不起眼的窄巷子，書簽般強行插入我的腦海，成為我最重要的活動場所。慢慢地我發現，時間越久，這條路也如宮崎駿的奇幻城堡，變得順眼許多。
春節讓這裏有了些許變化——大紅色從各處跳躍而出（大紅色的對聯、大紅色的燈籠、大紅色的禮盒、大紅色的外套），形成種感性、調皮、突如其來的美。但每一個走在工廠路上的人都知道，紅色不過是偶爾的童話。節後，這些顏色不會像花朵般慢慢枯萎，而是突然間，在某個時刻，像患上失憶症，所有的鮮豔一並消失。突然間攝影棚燈光大亮，黎明將至，才發現這裏的真相原來是，灰白的樓宇、棕黑的人群。
從空中俯瞰電子廠，會奇怪那些蜂巢樓組合成一個大啞鈴——左側宿舍區（操場、十幾棟六層樓），右側廠區（廠房、倉庫、辦公樓）。三十多年前，這裏還隻是一大片荒灘（夜晚是漆黑曠野，根本無明顯建築地標供辨識）。當第一座樓房從暴曬的紅土層中拔地而出，像引擎，點燃了此地的改變。車間裏亮起的白熾燈、轟隆隆的發動機、統一樣式的工裝，皆帶來一種“有什麼事就要發生”的暴力宣言。就像字典的編纂總跟不上字詞變化的速度般，大荒灘的昨天已遠如舊石器時代，倏然不見了蹤影，現在的這一片，早已繁織錯繡成工業版《清明上河圖》之不可或缺的一角。
早晨八點半，穿著湖藍滾邊馬甲（滾邊顏色不同，職位不同）的工人從宿舍走出，穿過高聳的大王椰，黑壓壓地會聚在籃球場。突然響起的鞭炮聲，製造出親密祥和的氣氛：晨會開始了。而真的很奇怪——一年中的第一次會議，十分鍾便宣告結束。人群四散後，半空中仍浮動著充滿現實感的硫黃味，地上殘留著妖異的紅碎屑。
頂著禁令放炮，完全是中國農民會有的舉動。難道這家工廠的日本老板是個“中國通”，篤信完成了這一類似宗教的祭祀之後，便可讓工人們內心平衡，勤力工作，繼而讓利潤肥大？
直至鞭炮炸響，空中飛揚起小朵焰星，直至那極便宜的小炮仗製造出流彈四射的華麗效果，電子廠才從宿醉中醒來，準備幹活。
宿舍管理員阿堅高大帥氣，忙得昏頭漲腦，卻總是笑吟吟的，濃黑的瞳孔放光。
“奇怪得很，從2013年開始，男工變得比女工多了。”他從《宿舍分配表》獲悉這一信息後，險險地嚇了一跳，像窺見謎中之謎，渾身一悚栗。
阿堅的辦公室是平房最頂頭的那間，門口掛著“宿管”的牌子。牆上小黑板的表格清晰顯現著2014年電子廠的男女比例——全廠總共三千兩百人，住宿舍的兩千五百人中，一千六百人是男工，九百人是女工。阿堅感慨：“九十年代，工廠裏八成都是年輕女工哦。”
城市需要工廠來提升GDP，而工廠運轉需要工人來當幫手，但現在的電子廠，和珠江三角洲其他工廠一樣，正遭遇“招工難”的問題（據中國城市勞動力調查數據：到2011年，新生代農民工，以“80後”“90後”為主，占總人數的60%；有50%的農民工集中流向六個省市：廣東、江蘇、浙江、福建、北京、上海）。
2013年是轉折之年。
變化似乎發生於2007年：各個工廠都出現了招工難現象。員工的離職率也從千分之幾開始接近百分之一。到2008年上半年已較為明顯。很多工廠有訂單，但長期招不夠人手，老板就鼓勵老員工介紹老鄉和朋友入廠，並對介紹人給予獎勵。
2013年，東莞長安鎮某廠的招工廣告是——“入廠滿一個月，即送千元大屏智能手機”。
直至2013年，工廠裏男工多於女工似乎已成大勢，陰性帝國近乎全盤失守。那座古老大宅院不斷坍塌斷裂，已變得搖搖欲墜。成千上萬朵花莖迎風而立的場麵被逐日消解，直至，年輕女孩兒稀缺如藍寶石。
電子廠工人的構成不似河流般一股股渾濁，卻如彩色眼影盒區塊明晰——主力是長期工：勞動合同一簽一年（但能幹滿者為數不多）；輔以零時工：隻和工廠簽短期合同（剛出門的男孩大多選擇這種方式，覺得簽長了受限製）；再用學生工來調劑：寒暑假到來後，來工廠實習的大中專學生皆滿臉青春痘，情緒緊繃，暴雨般呼啦啦地來，呼啦啦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