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記憶
作者：王超
1925.1.11——1.22 上海 代表人數20人 全國黨員994人
新的革命高潮呼之欲出
中共三大後，中國共產黨即全力投入到國民黨改組工作中，各級黨組織積極動員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加入國民黨，許多共產黨員成為當地國民黨改組的主要負責人，對國民黨的改組工作發揮了重大的作用。共產國際和蘇俄也積極幫助國民黨進行改組，1923年10月，鮑羅廷以共產國際代表和蘇俄政府代表的雙重身份到達廣州，先後被孫中山委任為國民黨組織教練員、國民黨政治顧問，協助指導國民黨改組工作。在國際國內政治力量的推動和幫助下，孫中山加快了改組國民黨的步伐。1924年1月，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了反帝國主義綱領，孫中山正式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釋三民主義，為三民主義賦予了新的革命內容。國民黨一大的召開標誌著國民黨改組的基本完成和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國共合作後，中共集中全力投入到國民革命中去，在中國共產黨的大力推動下，從二七慘案後陷入低潮的工人運動逐步走向恢複和發展。1924年7月15日，廣州沙麵3000多華工在黨的領導下，進行了一個多月的罷工鬥爭並取得勝利，成為“二七”以來工人運動複興的信號。同時，黨領導下的農民運動也在悄然崛起，在廣東的很多地方建立起農民運動講習所和農軍組織。此時的學生運動亦針對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對中國進行文化侵略的行徑開展鬥爭，形成了第二次廣泛的反基督教運動。在全國範圍內，新的革命高潮呼之欲出。
隨著革命的深入發展，中國共產黨的力量也日益壯大，至四大前的兩三個月，共產黨員的人數已經增加到994人，青年團員人數達2365人。同時，中共在經過5個月的國共合作後，積累了一些經驗，但也出現了一些偏差。蔡和森回憶說：“我們黨中就發生了不好的趨向，因為努力於國民黨的工作，故對於我們黨的工作和組織就忽略了，同時把共產黨與國民黨弄不清楚，這是由於黨尚幼稚的結果。”另一方麵，此時中共與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之間出現了較大的分歧。中共在準備召開四大時，希望能從共產國際得到指導，並請其協調與鮑羅廷的關係。為此，陳獨秀曾特意致信維經斯基，希望他再次來華。
在國共合作向前推進的同時，國共兩黨統一戰線內部的矛盾也愈加凸顯出來，國民黨左右派的分化加劇，國民黨右派分子對共產黨的攻擊和排擠日甚一日，他們或對共產黨提出“彈劾案”，或發表“護黨宣言”，極力反對國共合作。麵對國民黨右派的進攻，中共中央於1924年7月1日發出黨內通告，要求各級黨組織堅決揭露國民黨右派的反動活動。陳獨秀、惲代英、瞿秋白、蔡和森等連續發表文章，痛斥國民黨右派違背國民黨一大政綱、破壞革命隊伍內部團結的反動言行。
各種跡象表明，中國的政治形勢正在發生空前的大變動，如何麵對革命的新形勢，如何領導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繼續向前發展，已經迫切地提到了中國共產黨的議事日程上來。
維經斯基來華指導四大的準備工作
按照中共中央的規定，黨的代表大會應該每年召開一次，四大應該在1924年召開的，但是，由於國共合作開展國民革命，1924年成為中共成立後最為繁忙的一年，國民黨改組、黃埔軍校建立、推動馮玉祥倒戈、部署推動全國的國民運動等一係列工作接踵而來，如期召開大會十分困難，會議時間不得不一再推遲。
根據有關資料顯示，在1924年7月之前，中共中央就決定召開四大，7月前後，有些地區已決定了參加四大的代表。9月15日，中共中央向各區地方委員會、各獨立組組長發出《關於召開四大的通知》，確定將於11月召開四大，並將四大將要討論的問題，以及代表推舉的細則告知各地組織。
是時，共產國際已感到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同鮑羅廷之間的衝突需要解決，同時認為陳獨秀和中共中央從左的立場反對共產國際的對華策略，亦須變更。在這種情況下，1924年11月，共產國際正式決定派維經斯基再次來中國，以協調消除雙方之間的誤解與歧見，並指導中共四大的召開。
維經斯基於11月底12月初到達上海後，立即參與審定大會的基本材料和提綱，並與陳獨秀一起召開了為期一周的中央全會，確定了四大的中心議題，調處了中共中央與鮑羅廷的關係。維經斯基指出：“代表大會的中心議題是黨滲透到城市工人群眾中去的問題，也就是從在小組中做宣傳工作過渡到在工廠中做鼓動工作的問題，向工人們說明現在中國政治鬥爭的基本因素。同時，代表大會應該找到把群眾集中和組織起來的各種方式。”還指出：“雖然國共兩黨關係不能說盡如人意，但我們在會上還是不全麵提出這個問題。我認為，我們還應該幫助國民黨，以便盡可能廣泛地掀起反帝運動浪潮。”
中共中央指定陳獨秀、彭述之、維經斯基等組織起草委員會，四大的所有提案均由起草委員會草擬。瞿秋白擔任維經斯基的翻譯，並將維經斯基起草的議決案和其他文件譯成中文。委員們對於各種草案都要經過一番討論，其中尤以民族革命運動的草案討論最為詳細，爭論較多。首先是對於民族革命運動的性質，各委員的見解很不一致。陳獨秀、彭述之等認為，民族革命運動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維經斯基則以為“民族革命運動的性質不能確定，須看將來的成功如何”，不過，後來到審查草案委員會的時候，他亦承認陳獨秀他們的觀點了。其次是關於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地位問題，這次大會對於此點特別注意。彭述之不同意陳獨秀、瞿秋白等在三大上“把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的力量看得太低，把資產階級的力量看得太高”，認為“中國工人階級比任何階級要革命，並且是國民革命中之必然的領導者”。另外，關於青年運動，在起草委員會亦有一次爭論，不過，到後來兩方都互相讓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