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學者陳鼓應 是雷震老友台大教授殷海光的學生，也是雷震晚年過從甚密的少數友人之一。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雷震出獄後，陳鼓應常邀請雷震去家中做客。這時的雷震，在政治上已是“邊緣人物”，但仍受到國民黨當局的嚴密監控。陳鼓應這樣回憶道：“他一到我家，就可以看到特務的身影，偏偏我家的圍牆又低，因此隻看到一顆頭晃過來又晃過去。” 在陳鼓應心目中，雷震無疑是一位具有政治遠見、並對民主政治懷有堅定信念的先驅人物。他曾形容雷震“南人北相”，個子高大、心胸開闊，性情坦誠；又說，當年一位專門盯梢雷震的情治人員（情報與治安）“老陳”，經年累月之後，竟成了雷震的好友，甚至還買了一塊與之相連的墓地，打算永久相伴。陳鼓應當時開玩笑地說：“你不但生時要和雷震在一起，連死了也不放過他呀！”陳鼓應所說的“南人北相”，正好透露出雷震這位浙江豫籍移民之子的血脈之承。雷震出生在浙江省長興縣，祖籍是河南省羅山縣周黨畈，祖上世代務農，皇天厚土之下，男耕女織，與世無爭。
1884年（光緒十年），而立之年的雷震之父雷錦貴（1857—1909），因撚亂 之後生活維艱，獨自南下浙江尋找自己的堂兄，欲以謀求墾荒之事。不料來到浙江後，墾荒之期已過，惟有一些不毛之地，雷錦貴則無心開墾，後在堂兄的介紹下，來到長興縣小溪口一戶童姓人家中做傭工，一年酬金為九塊大洋。他做了兩年，分文未用，攢得十八大洋，購良田九畝，即返回豫中將家室接來，從此落籍於小溪口鎮。小溪口鎮跨於長興、安吉兩縣，以苕溪支流的“小溪河”為界，市鎮以“小溪口”命名，其間有一座古老的石橋連綴兩頭，其店麵與學校，大都以“長安”或“安長”命名。
長興地處長江三角洲杭嘉湖平原，位於浙江省北部，與蘇、皖兩省接壤。東臨太湖，西倚天目，南望杭州，北接蘇州。當時小溪口鎮連一個郵政代辦點都沒有，隻有少數的篾竹店和鐵匠鋪，可見一時的寂寥和冷清。這時雷錦貴原配夫人範氏依然健在，他們已有二子，繼續以農營生，日夜勤耕於江南這個天然富庶的“魚米之鄉”，家境漸有好轉。十年之後，範氏不幸過世，壯年雷錦貴續娶十九歲浙江諸暨女子陳氏（1875—1938）為妻，雷門遂另生一支。第二年，陳氏即生長子用邦；翌年，即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陽曆6月25日，雷震出世，取名用龍，學名雷淵；之後又有一弟和二妹。
浙江豫籍移民被稱為“客民”，因風俗習慣不同而自成一個小社會，與浙江人（所謂“土民”）鮮有往來。當時浙江豫籍移民並不在少數，卻通常隻在族群內進行婚配，很少有人能像雷震父親那樣與當地的浙江人通婚。陳氏雖出身浙東諸暨望族，但在特點的背景下，仍未能逃脫社群內備受族人歧視的命運。初來雷家時，由於學不好河南話，不知受多少河南人妯娌之間的那種閑氣。每逢本家或親戚婚壽喜慶之事，除非對方三請四邀，否則絕對不會輕易前往，惟恐遭之鄙視，或譏她不懂中原規矩而損傷自尊心。雷震曾這樣評價過浙江豫籍移民：“河南遷來的人，盡管都是一些‘老粗’和‘目不識丁’之輩，但他們自視甚高，認為江浙地方乃蠻荒鄙野之地，老百姓不大懂得中原上國的規矩。
他們認為河南是中原，中原的一切一切，才是中國的正統文化，才是合乎禮教的規範。譬如說，本地的婦女可以隨便和男子講話，或在客廳裏，或在門外，河南人就認為這是不懂禮教的緣故。” 浙江豫籍移民平日裏看不起浙江人，或稱之為“蠻子”，且從不避人。雷震年少時無知，有一次竟也跟著叫“蠻子”，母親聽了滿臉不悅，當時狠狠瞪了他一眼。雷震深感失言，從此不敢再說什麼“蠻子”之類的歧視語。雷震上中學時，浙江籍同學則嘲笑他不會說浙江方言，讓他苦惱不堪。不過，雷震又認為，自己之所以在後來“培養出忍耐心與反抗心極強的特質” ，少年時代的這一段遭遇，給他帶來不少影響；而移民社會中特殊的生活經曆，更是“讓他體認到省籍衝突與歧視是毫無必要的，雙方隻有和平共處，才是互利之舉” 。
長興是南北朝時期陳朝開國皇帝陳霸先的故鄉。茶聖陸羽在這裏撰寫曠世之作《茶經》，長興因此成了中國茶文化的發祥地之一；明朝吳承恩任長興縣丞時，為撰寫《西遊記》在這裏積累了大量的創作素材。雷震父母雖不識之無，卻相當關心子女的教育。由於受到豫籍移民傳統之風的浸淫，他們並沒有利用這些現存文化資源作為培養其子女的成長教材，而是聘請河南籍塾師入塾授課，其目的是為免受“南蠻饒舌之人的影響”。據雷震回憶，十二歲之前受的是傳統私塾教育，十二歲之後是新式教育。依當時家鄉對兒童發蒙的一般認識，當某個孩童識數能達到百位以上，就算心靈“開了竅”，即可入堂讀書。雷震五歲時，以銅錢來識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