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翻譯”，批評家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曾寫道，“我們無異於住在彼此沉默、言語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應說，“翻譯不僅僅是言詞之事，它讓整個文化變得可以理解。”
這兩句話或許比任何複雜的闡述都更清晰地定義了理想國譯叢的初衷。
自從嚴複與林琴南締造中國近代翻譯傳統以來，譯介就被兩種趨勢支配。
它是開放的，中國必須向外部學習，它又有某種封閉性，被一種強烈的功利主義所影響。
嚴複期望赫伯特·斯賓塞、孟德斯鳩的思想能幫助中國獲得富強之道，林琴南則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變國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與故事，必須以我們期待的視角來呈現。
在很大程度上，這套譯叢仍延續著這個傳統。此刻的中國與一個世紀前不同，但她仍麵臨諸多嶄新的挑戰，我們迫切需要他人的經驗來幫助我們應對難題，保持思想的開放性是麵對複雜與高速變化的時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保持一種非功利的興趣：對世界的豐富性、複雜性本身充滿興趣，真誠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