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江愛才。
大約是我到研究室工作不久，他靡下不僅有一批著名評論家——鄭伯農、劉夢溪、林涵表、李興葉、杜清源……還不斷地引進人才。當時有一位在北京市某中學工作的張維安同誌，評論文章寫得很有見地，他便想方設法調他到中國文聯研究室。正在調動過程中，發現張維安患有癌症，且是晚期。有關部門就勸老江不要調了，江曉天說：我們對待幹部、對待人，要誠心實意，沒發現人家有病時要人家，一發現有病時就退回去，哪能這樣做人辦事呢！還是調！張維安於是仍然調了進來。雖然時隔年餘他就去世了，但這件事對他本人和其它同誌所產生的影響是不言自明的。
他愛護部下。有位同誌因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受到審查，江曉天仍然能夠全麵地、曆史地看待他，竭力保護他，為他說了不少好話。還有位同誌人黨時有曆史方麵的瑕疵，他也在會上為他作寬容的解釋。我自己因家庭問題引起一些非議，開始他不了解我的事件原委時，對我也有意見。後來知道真相後，反而很同情我，當報社和有關單位來調查時，他盡力為我做主，消解矛盾。
他對部下的愛護還表現在盡量創造機會讓大家去參加一些重要會議和從事有關的課題以及文章的寫作。有一次周揚同誌主持一個小範圍的會，宣布由賀敬之同誌繼任他主持文藝界的工作，幾十位參加會的都是各單位的頭頭腦腦，他也要我和劉蓓蓓、王慶潘三個剛畢業的研究生去聽。有些文件起草（比如文代會報告）、重要學術研討，他都盡量安排我們參加。這都是在他之後別人不可能做，也無法做到的。由於他的培養、引導，研究室調到外單位擔任報刊主編、副主編、研究所所長、副所長之類職務的千部竟達十餘人。
他看重情誼、率性真誠。在他身邊工作的，除了像朱洪、戴誌棋、蘇承德外，還有像蕭立軍、何誌雲、馮立三、王嘯文和我這樣的當年的中青年人，也常去他家。去了當然好茶好煙招待，李茹阿姨又好客，常常留我們吃飯、喝酒。老江是善飲的，但要慢飲，怎麼個“慢”法呢？有一年冬天，李茹阿姨回山東有事，楊著去了武大作家班讀書，我一人在家，下午便去虎坊橋拜訪老江。老江說，就在這兒吃飯。於是，他做了幾個很好吃的菜，兩人飲酒，從五點半喝到淩晨兩點多，海闊天空，不知所雲，忘了時間，忘了年齡……
還有一次在煙台開會，晚上沒事，古華和孔捷生在我房間閑聊。十點左右老江一個電話召我，我還以為又有任務。我去後，隻見唐因、唐達成、王興仁等在和他聊天。不一會二唐走了，他笑著說：“來，喝酒。馬無夜草不肥！”於是邊喝邊聊，也把會議情況理論理論，三個人飲至夜深。
老江重情誼，不僅表現在對我們這些晚輩的提攜培養上，還表現在他對上級、同僚方麵。他對周揚、陽翰老、夏公都是很熟悉又很尊重的，常常向我們講他們如何了得。對待像賀敬之、馮牧、荒煤等一些領導又視之如兄長、良師。至於同輩的朋友，尤其是一些著名作家，互相之間更是情深誼重。繆俊傑同誌在他的悼念文章中提到老江的好友，就有朱寨、許覺民、徐中玉、王元化、李子雲、謝永旺、顧驥、劉錫誠、閻綱、陳丹晨、何西來、秦晉……簡直就是一個當時中國著名評論家的群星譜。
有一次，江曉天和《中國作家》的朋友們，在馮牧同誌率領下去鄂西訪問，葉梅時在恩施州當官（文化局長）。江曉天同誌見我和蕭立軍在葉梅的全力支持下，將活動安排得較周全，馮牧同誌很高興，他卻叮囑我：“你們把‘三老板’照顧好就行，不用管我！”尤其在爬山、下山時，他都非常細心地盯著，要我們照顧好馮牧同誌。
他講團結、講大局、非常看重和諧一致。
上世紀八十年代文藝界比較複雜，很多矛盾糾結成一團，曆史的舊賬和現實的新怨交叉，非常麻煩。昨天的朋友，今日仇怨，一方麵互叫“寬容”，一方麵誰也對誰不甚寬容。老江處在矛盾的焦點，有時方方麵麵都找他，卻又不聽他的，尤其是個別同誌特別較真，他笑稱自己是“維持會長”，但他的確為文藝界的安定團結作出了貢獻。他對人公正寬容，從不拉幫結派，同時也反複要求我們不要介人這些爭執和派別中去。
他淡泊名利，多次在名利關口，表現出高風亮節。
中國文聯重組後不久，需要調整幹部，周揚同誌要老江出來主持文聯工作，被老江婉拒。他認為他的資曆不如另外的同誌，極力主張另外的同誌出來負責，仍做書記處書記。他更多的時間都是主持研究室工作，他認為幹點實事更為重要，研究室事關黨和文藝界的政策理論，必須抓好。
至於提名他擔任一些榮譽職務，他從未爭過，也不去“要”，往往是上邊一說考慮他，他聽說別的同誌想擔任此職，就放棄了。我從來沒有從他那兒聽到過半點怨言和不滿，這些事他提都不提，往往我們很久後才從旁人那裏知道。
有一陣子給他一輛很老舊的轎車，他卻經常給下邊有需要用的同誌用，我母親來去接站也用過。他的司機大王非常佩服他，說這車是“真正的公車”。後來給他換了一輛新轎車，他仍然如此，誰有事誰都能用。
他作為我的領導，也不是一下子就了解我的。剛到研究室的第一個春節，我回湖北探親，走時，他要我順便作一下基層文化調查。我便去隨州擂鼓墩附近幾個縣市，了解了一些基層文化的情況。春節過後，由於某些原因我晚回了幾天，在我回京時又接到關於我的告狀信。老江非常生氣：“人還剛到，沒工作幾天，就有告狀的，又不按時回單位！”我回來就聽同事悄悄告訴我，老江很生氣，問題很嚴重……-
但當我先托人把寫的調查報告和一封說明情況的信交上去後，他就約我談話了。談話中我感到他並未生氣，雖然對我的晚歸作了批評，但卻很高興地肯定了我的調查報告，說寫得好，調查細，有見地，並誇獎我的字寫得不錯。接下來他又安排我寫關於從維熙《遠去的白帆》的評論。此文發表後，作者的反應良好，並給我來信，此事老江知道後，也很高興。後來，他給我的評論集寫序時，還充分肯定了這些。但與此同時，還再三叮囑我不要搞行政工作，說我不是吃這碗飯
和研究室的同事們，蘇承德（右一）、江曉天（右二）、朱洪（右三】、方華（右四）和戴誌祺（右一）在一起的材料，要我好好多寫點東西。他的這些話非常中肯，可惜我未能完全聽進去，在某些特定環境下，做了一些傻事，由於缺乏說“不”的決心，荒廢了我的專業，而幹自己不熟悉的工作，這是後話。
當時，老江對我“沒聽他的話”，參加了某些具體工作很生氣。他一點也不隱瞞他的觀點，見了我就語帶嘲諷地問：“聽說，你去當、X的秘書了？”
我反倒沒生氣，因為太離譜，不知誰在他麵前亂反映的。事實是有一次我應邀參加一個會議，剛好和那位領導同行。他聽我解釋後，半天沒言語，然後又再一次叮囑我不要幹我幹不了的事，我也體會到他的好心善意。
寫了這許多，我突然感到一陣恍然，這麼多仿佛還是昨天的故事，怎麼故事的主人公說不在就不在了呢？
江曉天同誌對我如師如父如友，他不會在我心中消亡，我想，也不會在眾多文藝工作者心裏消亡。他是編輯出版界的一麵旗幟，他是作家的摯友知音，他是青年的恩師園丁！
讓我們永遠地紀念他！
原載《中國作家》（紀實版）2008年第11期
懷念遠行的江叔叔
楊著
人有時不得不相信那種叫做“預感”的存在。2008年“十一”長假結束的晚上，我和道希從外麵回家，快進門時，心裏沒來由地“咯瞪”了一下，竟有點慌慌的感覺。我就說了：“哎呀，這幾天隻顧忙了，該去看看江叔叔和李阿姨的。”道希馬上說：“好吧，那這幾天找點時間去吧。”那時，我的一部新書已經三校，馬上要出版了，我一直希望帶著這本書去看他們。可在那個晚上，不知為什麼，說過了這番話之後，心裏一直沉甸甸的沒有舒展。
第二天，接到了電話，說江叔叔走了。道希接到電話就哭了，埋怨自己，平時，隔一段時間都會去看看他們的，這一個節假日為什麼沒去呢？就因為“懶”了這一回，親人一般的江叔叔就和我們天各一方了？
是的，在我們的心中，一直是把江叔叔和李阿姨當做親人看待的。
江叔叔是文學界的老前輩，是道希的老領導。準確地說，是一位功績卓絕的、非常受人尊敬的老領導。現在的人或許不知道“江曉天”這個名字，但稍有一點文學常識，有誰不知道《創業史》？不知道《紅岩》？不知道《紅日》？不知道《紅旗譜》？不知道《李自成》！
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恭王府的藤蘿院。那曾是恭親王辦公的地方，記憶最深的是院子裏有一株百年紫藤，開花時節，滿院子欣欣向榮的感覺。後來，這裏成了中國文聯理論研究室的辦公室，其中兩間鋪著彩色金磚的房子，是道希的寢室。現在想起來，能在一個貨真價實的王府裏住上幾年，也是一種福分吧。
我是遠遠地看見江叔叔，隻是一個側影。作為一個文學青年，我是知道“三紅一創”那幾本書的，知道這都是他抓的重大題材，在一個特殊的年代冒著壓力和風險才得以出版，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因此對他抱著敬畏的心情。他當時的姿態，一直像剪影一般定格在我的心裏。他瘦削而清朗，頭發已顯灰白，好像穿著一套淺灰色的中山裝，在他的身上，具備一種特有的氣質，如果用文學一點的話說，那就是“內裏崢嶸”吧。他站在院子的台階上，神采飛揚地做著手勢，不知和幾個人在說著什麼，那些人都是他的部下，有點眾星捧月的味道。
但那時，我“不敢”見他，我隻是遠遠看著他。
不知為什麼，看見他的模樣，我想起了父親。在他身上，若隱若現的，什麼地方，是像我的父親。
道希是“文革”恢複高考後的第一批研究生，師從阿甲先生，一畢業就分配到了中國文聯理論研究室。當時因“個人問題”，持續很多年，風波不斷。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還有很多人把這種矛盾看做是極為嚴重的問題，搞不好道希就會被“打”回原籍。可江叔叔沒有搞“階級鬥爭”那一套去“上綱上線”，而是客觀地、實事求是地處理這個今天看來完全不是問題的問題。同時，他看了道希的幾篇文章，很珍惜人才，對這第一批研究生很重視。道希也對他和李阿姨 “坦白”了一切，談到了愛情，但絕不是“亂來”。快三十年了，這一點已被時間所證實。
我們都很清楚，如果不是江叔叔的“保護”，換一個領導，道希當年的命運極有可能會改變。
這些風波，反而使道希和江叔叔有了工作之外的接觸，彼此有了更多的了解，拉近了我們之間的關係。
2003年，我出版了長篇小說《欲望水城》，這本書主要描寫的是一座古城裏的人和事。其中的一章提到了我和道希當年的“舊事”，但並沒深人。我想以後我會專門寫一本書，寫我們的愛情，寫這三十年的變遷。因為這三十年，正是改革開放的三十年，有太多太多的滄桑巨變，要寫的東西太多了。
這本書當然送給了江叔叔和李阿姨，心裏還有一絲的忐忑：江叔叔是資深大編輯，李阿姨是資深大記者，不知道他們會怎樣看我這本小書。
果然，過了一段時間，我們去看望他們。剛落座，江叔叔就用不太滿意的口吻對我說：“小楊，你那本書，我看了，我有意見……”
我認真地看著他，要認真地聽取他的意見。
誰知他的話沒說完，李阿姨就在一邊攔他：“老江！老江！”
我很奇怪，江叔叔要說什麼，李阿姨不讓他說？給我這個地地道道的晚輩提出意見甚至罵幾句，我也會欣然接受的。
江叔叔根本不理會李阿姨的勸阻，把話說了下去。
他對我這本書太有意見了，因為我的書中，雖然虛構了很多東西，但有些地方，還是能看出一些珠絲馬跡。在寫到當年我和道希的那一段經曆時，竟然沒提到他！更沒寫他當年是如何保護一個剛剛步人新時代新生活的年輕的知識分子的！
這麼重要的一筆，竟然連提都沒提。
這就是他的意見！
他因此對這個小楊非常非常的不滿，而且，他一點也不想掩飾這種不滿。我一聽，又看著他不高興的樣子，就笑了，是“哈哈”的笑，在心裏直樂。
雖然這是他第一次對我表示不滿，但我隻覺得這個江叔叔，真可愛，太可愛了！
其實，我當然要寫這曾經的一切，但我不想一筆帶過，我要認真地將那個時代在我們心中的印痕表現出來。我也想通過我的描寫，讓人們知道，在這個世界上，的確有過這麼一位共產黨人，是正直高尚，鐵骨錚錚，是值得我們敬仰的。
寫到這裏，他說話的神態，不滿的語氣，就浮現在我的眼前，栩栩如生，永遠不會忘記。
一個多麼可愛的老頭兒啊！
這麼多年來，就是他和李阿姨的人格魅力，吸引了很大一批像我們這樣的晚輩，如小蕭、小戴、葉梅等。
江叔叔走後，李阿姨一直表現得很堅強，沒在我們麵前流露出一點悲戚的表情，但我們知道他們的感情，很惦記李阿姨。一個晚上，這種感覺很強烈，就和李阿姨通了電話，約好第二天去看她。第二天，到了她家，一開門，李阿姨帶著感動的神情說：“你們來了，今天是老江的百日。”
是嗎？老江的百日？我們沒算過這個日子，我們隻感到該來看看李阿姨了，這一次，是預感準確了還是緣分？
我帶著新出的書，但遺憾的是，書上隻能寫著李阿姨的名字了，江叔叔再也看不到我的書了。可是我多麼多麼地希望他能看到啊！
我們站在江叔叔的照片前深深鞠躬，那上麵的“老江”，依然神采飛揚，壯誌未酬，在文學的海洋裏指點江山，揮斥方遒？在我們心中，他不是離去，他隻是遠行到一個遙遠的地方去了。江叔叔，希望您在另一個世界裏，看到我的書，提出您老辣而精辟的意見；我還會繼續寫書，會寫到您的，一定會！
我相信，您在天堂裏，能看到我的書！
風雨中的關照
——懷念曉天大哥
王一地
曉天兄仙逝快八個月了！他的語音笑貌還時常亮在眼前。每看到他送的書、贈的字、相聚時的合影，就引起深切的懷念，而懷念中又總是含著遺憾，因為在他去世前幾天的國慶節期間，我本來要去看他的，意外的亂事絆住了腿，留下這難以彌補的遺憾！
細想起來，我同曉天兄雖然同在一個大單位多年共事，真正在一起的時間卻並不多。1951年初我到濟南，他不久就到了北京。後來我來北京，他在高級黨校學習。之後兩人都遭遇了不測之災：我是因為在山東時曾對單位領導的不正之風提過批評意見，1959年一封誣告信被揪回去批判處分；曉天兄則因家鄉餓死人，寫信安慰弟弟，隊幹部誣陷他攻擊人民公社，受到嚴酷的迫害。他下放農村勞動改造回京，我正患重病住進醫院。在“五七”幹校期間，倒是能時常見麵了，但環境特殊，都在勞動改造中，更沒有機會說話。離開幹校後他就調到文化部、全國文聯，肩負國家文化事業發展、文學藝術事業建樹的“撥亂反正”重任，見麵的機會就更少。
但也許是出身經曆相同的關係，都是十五六歲投身反法西斯的抗日戰爭，都是在艱苦鬥爭環境裏成長，在出版社的時候，不管什麼處境下，彼此總能心照不
和五十年代出版社老朋友聚會。（右起）王一地、沈葆安、李茹．江曉天、徐克、王扶宣，相互牽掛。他比我年長三歲，平時總叫我老弟，贈書寫“老弟惠存”，贈字也寫“老弟賞之”。特別是在文革風雨中對我的多次關照（略），更令我永誌難忘。在我心目中，他真的是位最妥實最靠得住的大哥！當然這倒不隻是年歲因素，主要是無論政治思想水平，還是業務能力，他都是值得敬重，值得效仿的榜樣。
其實聞聲要比接近他本人早幾年。在濟南時，他雖早到了北京卻時常從邵建明、洪克、孫靜軒一些朋友那兒聽到對曉天兄的讚揚。邵建明才華出眾，散文寫得很優美。洪克學生時代就在濟南參加地下救國活動，新聞報道出手又快又好，到中國青年報社後，曾到朝鮮報道板門店停戰談判，是全國著名的攝影藝術家。孫靜軒是在八路軍裏長大的小鬼，一身的詩人氣質，在曉天兄手下時，幾個晚上就能把當時很紅的蕭也牧的長篇小說《海河邊上》改成長詩發表、出版，後來是全國著名詩人。他三人都是曉天兄籌辦、主編《青年文化》報、《山東青年》報的得力助手，又都年輕好勝。尤其孫靜軒，在我的印象裏，他能瞧得上的人沒有幾個，但一說起曉天兄來，滿口的老江如何才識卓越，見解高遠，如何識人惜才，關心下屬……後來到北京同老江相處，除了證實朋友們的讚譽不虛，引起我更為敬佩的是他的敬業精神。
這種敬業精神首先體現在他把編輯出版工作當作一項關乎未來民族文化發展和精神財富建設的神聖事業對待，采取的措施也切實有力。根據當時不少青年作者有生活有創作激情但缺乏藝術表現功力的情況，他長期堅持“發現培養一流作家，編輯出版一流作品”，被榮稱“大一流”的主張。在抓“大一流”中又特別注意抓大題材的長篇小說，也就是抓深刻生動地反映社會、著力塑造概括時代精神的藝術人物形象，表現手法有創新的作品，叫“抓大盤”。這些主張不僅在當時，就是今天也是振興出版事業的高明之舉。所以在他任二編室（文學編輯室）重任期間，湧現出一批社會反響強烈、藝術生命至今旺盛的文學名著，就不足為奇。其中包括“三紅二火一創”（《紅旗譜》、《紅岩》、《紅日》、《草原烽火》、《烈火金剛》、《創業史》），包括受到毛澤東主席好評的《李自成》。
那時候我常聽二編室的同誌說，老江“抓大盤”又準又狠，隻要題材重大，生活氣息濃厚，又有一定藝術表現力的作品，一發現就緊抓不放。馬上組織大家同作者交流修改意見。通過交流啟發作者升華對生活的藝術感覺、藝術思維、藝術表現技巧，從而達到提高作品質量的目的。作品修改了，仍是抓住不放，還要進一步交談，啟發再提高。那時把這叫“擠油”，往往擠得作者抓耳撓腮，甚至暴跳如雷，也要擠。
同作者交談，是提高作品質量的得力辦法，也是一門人際交流藝術，老江時常親自出馬做這件事情，我就有幸聽過他與作者的交談，受益匪淺。
那是1958年冬，山東一位青年作者的一部長篇小說寫作大綱（雖是大綱，但故事發展、刻畫人物的重要情節基本上都有），寫的是膠東抗日武裝鬥爭，著力刻畫的是一位淳樸善良的母親，有曆史滄桑感又有極強的現實意義，托我轉交二編室。曉天兄親自看過，高興地跟我說，這位作者雖年輕，但有文才又有生活，江曉天和青年出版社老朋友劉平寫好了會是一部有分量的長篇，他立刻把作者請到北京住炒豆胡同招待所，談了三個白天加若幹晚上。我當時踏進編輯部門坎不久，對剛投身的這個行當相當陌生。雖然當時審稿嚴格實行初審、複審、終審的“三審製”，生手可以從審讀報告上學到些東西，但對如何同作者交談作品修改意見，還沒經曆過，所以我也旁聽了幾回。
最突出的感受是，曉天兄對作品大綱存在的問題思考得很深人，涉及到的藝術理論很廣泛，但都在分析藝術細節運用或如何生動表現時談出，聽起來親切、自然又很具體。交談中又盡量多聽作者的構思意向再談自己的看法，幫助修正不足，並鼓勵創新。這隻有對作品研究得比較透徹，對作者駕馭作品寫作能力有準確的判斷，並對作品所寫的生活也較熟悉才做得到。由此我想到，幫助作者修改作品，籠統意見好提，但對作者用處不大。具體意見提對了，才體現編輯思想、藝術見解水準，也才有助於作品質量的提高。認識到這一點，對自己的努力目標也就比較明確，那就是要當個不辱使命的合格編輯，除了勤奮學習盡力掌握多種知識，特別是提高文字和文學鑒賞業務能力以外，還要尋求機會深人社會實際去感受生活，審稿時才能比較準確地判斷作品所反映的生活的真實度並進一步啟發作者對作品內涵作更深更新的拓展、抒發。
但是這點想法，與不久對編輯人員推行的思想導向竟會完全相左，是萬萬沒有想到的。從1959年冬季就開始了沒完沒了的查書、查右傾，不幾天又查左傾，查庸俗社會學，又查不突出政治。查書時矛頭又指向編輯，批老、名、專路線，批一本書主義，同時也翻來覆去批判編輯想接觸實際體驗生活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膨脹，據說是為杜絕“地下工廠”（業餘寫作）。其實編輯搞點業餘寫作，對提高書稿質量是相得益彰的好事。有一陣還從圖書借閱卡上找靶子，借書多的人就被批判為“唯知識論”，“走白專道路”……隨著批判，包括曉天兄在內的一批領導骨幹被奪權，他們辛苦多年創立的整套編輯工作經驗被丟棄·，……我沒能同曉天兄交談過這類問題，但從他依然盡心盡責地做好份內的工作上，看出他很坦然，這符合他一向淡泊名利的高貴品格。
今天的青年編輯朋友大概不會想到，當年的同行會因悉心編好一部廣受讀者喜歡的好書而被專政吧！但那曾是事實。曉天兄就經受過這“事實”之苦，隻因是優秀小說《風雷》的責任編輯，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抄家、批鬥、關押……這種事情我本來不想提及，但達觀一點看，劫難往往又是檢驗一個人的道德品行的試金石！他在那次劫難中表現的堅強、自重，挨批鬥時，仍堅持實話實說，敢於擔當。在全國上下那種高壓氛圍下，仍能不畏險惡說真話保護無辜，自我完善著光明磊落的人格——這是當時個人僅有的一點權利，實在難能可貴！生活在人世間的每一個人，本來都有這人格自我完善的課題，但同樣情況下，有的人就是做不好。記得無奈中我在日記裏寫了句：保護無辜勝於保護自我，為人師表也！
曉天大哥啊！我知道你心裏有遺憾，因為你總想為社會為人民為他人多做些事情。你的高尚品格說不盡！你的編輯出版生涯創造的業績，盡管隻是你的業績的一部分，但已在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心田上生根萌芽，將會結出累累碩果！這正是你當年所期望的！這比什麼都重要！你的在天之靈該愉快、安寧遊請接受為弟的這一誠摯的祝願！
2009年4月28日
編輯大家出版功臣
——痛悼江曉天同誌
王久安
2008年國慶剛過，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十多位老同誌，正在一位朋友家裏聚會，突然接到原中青社同仁江曉天同誌逝世的消息。噩耗傳來，同仁們無不驚訝和悲痛！那天我因事未去參加聚會，是劉鍾榮同誌從會上給我打來電話，聽了之後，也和大家心情一樣，久久不能平靜。
我和老江相識於1951年，那時他剛從山東調來團中央出版委員會不久，而我恰好也是這個時候從上海開明書店調到北京的開明書店總管理處工作。開明書店是一家文化人創辦的進步書店，解放前與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齊名，當時為了申請公私合營，得到出版總署支持，將總店從上海遷到北京，接受出版總署領導。1952年，團中央與出版總署共同研究決定，把青年出版社與開明書店合並，以壯大共青團的出版力量。團中央便派王業康和江曉天兩位年輕的黨員領導千部作為公方代表前來開明書店開展工作。當時開明正在進行“五反”運動，我是書店的工會主席。因書店沒有黨的組織，“五反”運動便在工會領導之下進行。因為自己剛從舊社會出來，工會委員會成員也都是知識分子，缺乏工作經驗，但群眾積極性很高，在運動過程中難免出現一些偏激。幸虧王業康、江曉天二位同誌前來協助，他們按照黨的政策，引導群眾，清查問題，使得運動走向正常。經過
五十年代初和中國青年出版社文學編輯室部分同誌合影揭發和查賬，把開明書店長期隱藏下來的漢奸、官僚的股份查清，還清算了一些非法經營活動。他們工作認真細致、實事求是，讓當時開明書店的資方代理人、原董事長邵力子先生也心悅誠服。這場在私營企業中開展的“五反”運動，終於得到了圓滿的結束。“開明”和“青年”於1953年4月正式合並成立了中國青年出版社。
新機構成立之後，江曉天同誌擔任文學編輯室主任，主管文藝類圖書的編審工作；而我被分配到總編室搞計劃、版權、稿件登記和發行工作。因工作上的關係，和老江聯係非常密切。隨後兩家又都住在一起，所以相互之間接觸較多。老江為人正直豪爽，待人熱情，善於團結室內同仁。當年文學編輯室人員最多，出書最多，聯係作者的麵也最廣。在他的領導下，全室二十多位同誌協作精神很強，當室內要完成一項重點的選題任務時，不論創作組或翻譯組、古典文學組，都可隨時組成一支隊伍，進行突擊。至今還有一些老同誌非常讚賞當年的那種團隊精神。
1954年間，文學編輯室在出版了蘇聯翻譯作品《卓婭和舒拉的故事》之後，接著又出版了一部《牛蛇》，社會上反映強烈，兩本書發行量很大，室內同仁很受鼓舞。他們又很快研究、策劃，上報了一批新的譯作選題。當時國家主管部門有個規定，為了防止翻譯讀物重複出版，事先必須呈報選題，得到批準，方可出書。江曉天同誌一貫重視翻譯組的工作，當得知他們獲準翻譯出版當時在蘇聯十分暢銷的四部優秀文學作品 （一部是比留柯夫的《海鷗》、一部是柯切托夫的《茹爾賓一家》，另兩部是斯密爾諾夫的《兒子》和拉齊斯的《走向新岸》）時，便指示翻譯組迅速約人翻譯。誰知這四部作品在出版過程中遇到了麻煩。當時某家大出版社的一些編輯人員發現此四部名著都被中青社先拿下了，心有不甘，便千方百計進行阻攔，聲稱這樣的巨作不該由一個翻譯人才薄弱的青年出版社來承擔，隻有像該社那樣力量雄厚的大社來完成，才會不耽誤出版，保證質量。但出版總署已經批準，隻好由署裏出麵協調。文學編輯室本想讓出兩部由該社去出，但對方堅持必須四部都讓，並聲稱，以後中青社隻要出些小冊子即可，不要去參與大部頭的外國文學著作的翻譯出版，因為沒這個力量。聽到這些言論，老江和二編室全體同仁很不服氣。他們發憤圖強，決心把這四部著作譯好。他們找到最有名的譯者翻譯，並發動全室力量，加班加點爭取年內全部出齊。當時翻譯組人員個個精神抖擻，要爭這口氣，創作組人員也分別參加到突擊行列中，幫助做些文字加工工作，使譯作精益求精。經過一番努力，這四部著作終於在1954年底全部出齊，且質量上乘，使得那家大社驚奇不已，不得不刮目相看。
這四部著作的出版，不僅鼓舞了全室同仁的幹勁，也在翻譯界產生很大影響，並開發了更多的譯作資源。此後，中青社的翻譯作品比例不斷擴大。而且除蘇俄文學作品以外，還增加了英、德、美、法等國家的譯作。1956年開始，中青社組織到法國著名科學幻想作家凡爾納的作品《格蘭特船長的兒女》和《蓓根的五億法郎》，出版後大受歡迎。凡爾納作品後來共出版了19種。打倒“四人幫”後，這套仍由中青社獨家出版的凡爾納科學幻想小說，一度成為全國新華書店最暢銷的翻譯作品之一。
五十年代，在江曉天同誌領導下，文學編輯室相繼出版了多部重點文學創作，後來全國聞名的“三紅一創”（《紅岩》、《紅日》、《紅旗譜》和《創業史》）即在其中，從而又為中國近代文學增添了光彩，原文學編輯室編輯黃伊曾在一篇文章中說道：“這四部小說（指‘三紅一創’）的作者，除了柳青，當時都不是名作家。我們看重這幾本稿子，有這樣兩個原因：一是題材重大；二是人物形象生動、鮮明、豐滿。審稿的同誌都十分看重朱老忠、賈湘農、江姐、劉思揚、梁生寶、梁三老漢這些人物的塑造。”（《編輯的故事》第8頁，2003年5月金城出版社出版）所以編輯室才把它們作為重點書稿，不惜工本，不惜投入大量人力，進行編輯加工和裝幀設計。有的稿子還派了得力編輯陪同作家一起修改完成。經過全室同仁的共同努力，終於得到了社會的認可。這些小說剛一出版，新聞媒體便紛紛報道，有的還策劃改編電影。新華書店雖幾次要求再版，但始終不能滿足讀者需求。後來這四部小說都受到文化部和團中央的表揚，又一次為中青社創造了輝煌的業績，江曉天和文學編輯室的同仁功不可沒。
江曉天同誌十分支持和提倡室內同仁的首創精神。1956年，有同誌建議編輯出版《紅旗飄飄》叢刊，組織老革命前輩撰寫回憶錄，以教育年輕一代，幫助他們了解和繼承革命戰爭年代先烈和前輩們的艱苦卓絕的鬥爭精神，用來激發大家的革命幹勁。老江立刻表示讚同，並派張羽、吳小武（蕭也牧）、王扶、黃伊等得力編輯，成立一個小組開始約稿出書。結果第一輯就一炮打響，連續印了38萬冊，“文革”前這套叢刊共出版了16輯，“文革”後又繼續出版，更加受到歡迎。先後共出版31輯，總印數達到450萬冊，在全國影響巨大。這套叢刊後來與中青社當年出版的“三紅一創”，一起被譽為“紅色經典”讀物，教育了幾代青年人。
江曉天同誌還十分重視培養新人，不少知名作家早年的處女作都是經他們發現、扶植問世的。特別為出版界傳頌的，是他對姚雪垠同誌的支持。他冒著極大風險，敢於為一位剛摘去帽子的右派作家擔任《李自成》一書的責任編輯，不僅說明他的卓越膽識，更說明他的過人勇氣。“文革”尚未結束，為促成中國青年出版社早日複業，曉天同誌又一次肩負重任，不遠千裏去武漢拜訪姚雪垠同誌，將其第二卷的《李自成》書稿落實到中青社出版。他思想超前，辦事果斷，又有魄力，行動迅速，敢於負責。《李自成》這部巨著能繼續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曉天同誌又一次立下了汗馬功勞！
10月11日，在江曉天同誌遺體送別會上，人們見到一幅巨大的挽聯：
才氣 誌氣正氣 豪氣 氣溢文壇
編書 評書 著書 愛書 書留世間
這幅挽聯充分反映了後輩對這位編輯大家和功臣的高度評價和無限崇敬的心情。
2008年11月於北京
大善必有善終
——緬懷江曉天同誌
王立道
老江走了，他是悄悄走的，許多老同事老朋友都不知道。我是從《文藝報》上獲悉的，還暗暗埋怨過他的家屬為什麼不通報一聲，也好托在京的朋友代我送上一個花圈。我打電話問斯庸，他說他近在咫尺也是看了《文藝報》的報道才知道的。消息來得太遲了，想去送行已來不及了。
曉天是去年重陽節那天逝世的，直到今年“五一”節我才收到江夫人的信。她說她曾在去年老江走後不久給我寫過一封信，是寄到青海省文聯的，久久不見回音，懷疑此信未能寄達，才又補寫了這封信。
看了李茹的信，我才明白在京的朋友也未能為老江送行的原因。原來，老江臨終前有遺囑：不發訃告，不搞遺體告別，不寫什麼生平事跡，不保留骨灰，撒人大海，然後再通知單位和親朋好友。
李茹的信，還透露了另一個老江悄然而逝的信息：重陽節那天，他靜靜地坐在輪椅上，不咳了，不呻吟了，安恬，祥和，濃眉之下那雙眼睛突然明亮了，好像要向李茹說點什麼，卻沒有說，微笑了笑，然後閉上雙目，再也沒有睜開，坦然地結束了走了82年的漫漫人生路。
醫生說，這叫“油枯燈滅”，自然而逝。要我說，這是今世修行的回報，無痛而終。我的一位上海朋友，其母一生行善，活到九十五歲，一天中午，吃罷午飯，兒子收拾桌子，隻聽母親說：“我要走了。”兒子沒在意，到廚房去洗碗，洗罷碗回來，準備扶母親去午睡，才發現母親真的走了，走上了不歸之路。我的老嶽母，一輩子助人為樂，也從不忌恨招惹過自己的人，勞苦一生，活到八十二歲。一天，孫子出車回來得晚，買了一斤豬頭肉，我嶽母便陪著孫子吃，足足吃了二三兩，看見孫子休息去了，才睡下，睡得很香，一覺而終。按照民間的說法，這叫好人有好報，有善德的人才能享受這樣的善終。
在老百姓眼裏，好人的標準是，同情弱者，多幫助有困難的人，即所謂行善積德；在特殊的年代裏，尤其在“文革”中，不設陷阱，不借機整人，就是大好人了。
在江曉天同誌身上不僅具備老百姓視為好人的那些美德，而且有他更高的行為準則，不僅信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聖賢教誨，而且奉行己有所欲，願惠於人，甚至人有所欲，有求於己，他縱然冒著危險，也要盡力地幫助那些有求於己的人。譬如王蒙，在發配新疆時，幾乎所有的同事和朋友都躲起來了，是江曉天找來汽車，派了蕭也牧和黃伊把他送上火車。再如陳登科，因《風雷》一書的風波，江曉天在“文革”中被整得焦頭爛額，當某造反派頭子謀上了陳登科存在北京的一筆稿費，威“請”老江告訴他這筆錢存在哪家銀行時，被老江斷然拒絕了——“我不知道！”其實老江是知道的，把錢存在北京的主意就是他出的。 《風雷》初版，稿酬三萬元。一次，老江和夫人李茹請登科夫婦到地安門馬凱餐廳吃飯，老江對陳說：“你們有六個孩子，負擔重，要存點，至少存萬把，存在北京為好，萬一合肥的家抄光了，有北京這筆存款，孩子不至挨餓。”還有姚雪垠，一部《李自成》，從1962年，到1976年，江曉天數下武漢，無數次的交流和談心，十四年中熬盡了心血，以至為《李自成》二卷的出版出謀劃策，最後還挽救了一家停業多年的出版社重新複業，從而改變了一批老編輯被逐出京門的命運。在一次武漢之行時，隻因給他開的介紹信不是蓋的“革命委員會”的章子，他隻好住在八個人擠在一個通鋪上的騾馬大店裏。《紅岩》一書的三位作者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是早有定論的，但在1961年小說出版時，卻沒有了劉德彬的署名，以至到了1993年，江曉天還在大聲疾呼：“我關心的，迷惑不解的，是為什麼至今還不給作者之一的劉德彬署名！”後來還在報刊上寫文章披露了真相。當柳青的《創業史》遭受不恰當的批評時，又是江曉天站出來說話：抓住一點，全盤否定，無論對哪個作家和作品，這種作風、文風都是不可取的，不鄭重的。人死了不能為自己申辯了，作品不會說話，但柳青的生平曆史和《創業史》都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是非得失，自由後人評說，但我堅信這一句話‘公道自在人心’。”
這樣的例子太多了。但凡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出過書的作家們，可能都會感受到江曉天和他領導下的團隊的大仁、大義和大愛之心——當一個作家初露頭角時，縱然在千裏之外，他們也會趕去扶持；當一部作品發生了“難產”，他們馬上會去陪伴作者交流、談心、排擾、解難、撥開雲霧。當一個作家麵臨危難時，他們很快伸出援助之手。正因為如此，他們吸引、團結了一大批中青年作家，出了一大批深受讀者喜愛的文學作品。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一個麵對青年的綜合性出版社的文學編輯室，在當代文學的出版上，在外界看來，竟敢與專業的、號稱“皇家出版社”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爭雄，不可思議。
我是1954年調進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當時從新華日報社調來十幾人，我年齡最小，學曆最低，卻有幸進人紅火一時的二編室，也就是文學編輯室，親身體驗到一個小小編輯室與一個大大出版社在文學出版事業上競賽的快樂。我能夠進二編室，與江曉天用人的職業標準有關，這是在一次因為我給作者寫退稿信不太禮貌，不夠婉轉，被老江叫去談話時才知道的。他說：“我是看了你的檔案材料，雖然學曆不高，字卻寫得恭恭正正，十分嚴謹，年齡又小，經過培養，將來是做個好編輯的材料，才把你要來的。可你這封信寫的，一點都不謙虛，這樣會把作者都嚇跑的！以後必須學會尊重人，尊重作家，尊重所有的投稿者！”
那次談話真的把我嚇壞了，倒不是批評的嚴厲，而是態度的嚴肅。他的眉毛特濃，特長，眼睛又大，生起氣來，那長眉直豎，好像利劍，直刺你的心頭。其實，他在布置工作時，也是這樣，雷厲風行，有進無退，像個指揮作戰的司令官。
我與曉天共事不過兩年，他給我留下的印象和影響卻是不滅的永恒。他的生與死，是兩個極端，一個崇高。在事業上，他轟轟烈烈，在個人生前與身後事上，他不貪、不占、不張揚，縱然死後，也不肯打擾單位和親朋好友。我記得，前兩年，我到京看望他，他對我說：“我很少參加老朋友的告別儀式，我願永遠記住他們生前的美好形象。我們都會死，死了，死了，一死百了，何必舉行告別儀式，把老朋友叫來傷心一場，若是年老體弱的，受些風寒，死者也難合眼。”那番話，我以為是一種哲學。而今，他悄然而去，把哲學變為現實。可敬的老江，可畏的老友，好好安歇吧，你太累了，你那些轟轟烈烈的業績，有良知的作家們不會忘記。
2009年5月10日於西寧
江老師，我永遠的懷念
王扶
1956年的時候，我來到中國青年出版社，分配到第二編輯室（文學編輯室）做見習編輯。當時接待我的是編輯室副主任吳小武（蕭也牧）。他告訴我說，編輯室還有兩位領導：一位是陶國鑒，當時出差在外；一位就是江曉天，他當時正在黨校進修。直到有一天，我從外麵回來，發現編輯室裏非常熱鬧，我想，不知又是哪位作者來訪了，一進屋，隻見一位瘦瘦的長者正和大家聊著什麼。見到我，還沒等吳小武主任作介紹，他就向我伸出了手，說：“你就是新來的王扶同誌吧！我叫江曉天。歡迎你給咱們二編室增添了新生力量。”他的話既使我心裏感到暖融融的，又使我感到很緊張。因為我畢竟是出了校門後剛剛邁人社會，而這裏也是我有生以來的第一份工作。在座的編輯們都是我的老師，而江曉天老師那雙炯炯有神的眼中，透露出對我的信任和鼓勵，讓我更加堅定了把編輯工作作為我的終生事業的決心。
當昊小武被打成“右派”，下放到農村去勞動時，江曉天老師回來主持二編室的工作。他對文學事業的那種熱忱和愛，深深地感染著我、教育著我。就拿名著《李自成》來說吧。為了《李自成》能夠成為一部長久流傳的巨著，當時負責該書編輯工作的江曉天老師，不僅研究了大量的曆史資料，而且將作者接到北京並安排在自已居住的樓裏。原來，江老師是為了和作者姚雪垠研究書稿，交換意見更方便。也的確如此，姚雪垠寫一部分，江老師就立刻閱讀一部分。他和作者經常徹夜長淡，交接意見……《李自成》出版了，也終於成為膾炙人口的名篇巨作，並成為新中國文學史上的經典。這當然應歸功於作者的天才和功力，但作為責編的江曉天，為此融進了多少心血，則很少有人知道。因為江老師一貫做人樸實、低調，從不宣揚自已的成績和功勞。可以說，江老師真正體現了他們這一代共產黨人的優秀品質。那時我就下定決心，一定要向江老師學習，做一個像他那樣的好編輯。
不久我被下放到安徽農村接受“再教育”。回來後，調到了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做編輯。兩社雖然同在一個大門裏，但工作上與江老師的接觸則很少了。可是江老師的榜樣精神一直紮根在我心裏。
“文革”開始不久，“中青”和“中少”的業務工作全部停止。不久，兩社的大部分人員全被趕到河南演川“五七幹校”。江老師自然也不能幸免。而我們全家兩大兩小四口人則全搬到了“幹校”。
在“幹校”，每天長時間的超強勞動和精神上的壓抑，即使是年輕力壯的人都難以忍受，而身體瘦弱的江老師卻始終默默地咬緊牙關堅持著。幸運的是，他終於能夠堅持到最後，而吳小武老師卻終於沒能經受住那非人的折磨而慘死在 “幹校”，永不螟目！
“文革”後期，江老師調回北京籌備“中青社”的複社工作。我亦調回參加籌備“中少社”的複社工作，但我的丈夫依然留在“幹校”。於是我隻身帶著13歲的兒子和6歲的女兒回到了北京。而我在北京的家中，母親已經去世，父親也已死在湖北“文化部五七幹校”。我的兄弟姐妹們，有的仍被關在“牛棚’，有的發配到邊遠地區，有的下放到農村勞動。當時最讓我難辦的是：竟然找不到一家肯接受我6歲女兒的幼兒園！而工作又不能耽誤。無助的我，隻好每天帶著女兒上班。這事不知怎麼讓江老師知道了。他見我工作總是忙不完，時常天黑了才帶著又餓又累的小女兒回家。有一天他找到我說：“一般我下午回家比較早。我先把孩子帶回家，你下了班再到我家來接她。”那時我們住在同一棟宿舍樓裏。聽了他的話，我感動得眼淚都要流下來了。女兒還告訴我，在跟江伯伯回家的路上，江伯伯還時常買些糖果、冰棍什麼的給她吃。作為一個老領導，關心和愛護屬下是江老師一貫的作風。在那段困難的日子裏，我又一次深深地體會到了江老師的熱心助人，雪中送炭的高貴品質。
因為我被提前調回了北京（不管什麼原因），當大部隊就要回京時，我又被下放到河北固安“五七幹校”補“改造”一年。為此，我自然很是難過。來到出版社快20年了，不是搞運動就是下農村勞動，而真正幹編輯工作的時間屈指可數。何時才能真正圓我的編輯夢啊！這時江老師即將調往別的單位。他見我灰溜溜不開心的樣子，沒有問我一句話，就猜出了我的心思，他隻對我說了一句話： “等我安排好了，一定替你調個工作”。於是，在江老師的大力推薦和幫助下，我從河北固安幹校回京後，於1978年調人了《人民文學｝）雜誌社做編輯，一幹又是20幾年，直至退休。
當我退休後，一次和當年出版社的幾位老領導相聚時，隻見原本瘦削的江老師越發地消瘦了。唯有他的那雙眼睛依然炯炯有神。我暗暗祈禱著：老師，健康長壽！誰知，江老師還是走了，去年十月，他安詳地走了。
我展示著一把摺扇，久久不願釋手。摺扇的一麵畫著迎雪的紅梅，另一麵則是江老師墨書的毛主席詩詞：《詠梅》和（OIL.園春雪》。那剛勁有力的筆鋒和字體，就像江老師一生剛正不阿的高尚人品一樣。
我永遠欽佩江老師！
我永遠崇敬江老師！
我永遠感激江老師！
我永遠懷念江曉天老師！
2009年4月於北京
為你驕傲
——憶江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