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話說宰相
宰相是百官之長，是丞相的通稱，戰國時稱相邦、相國或丞相。封建國家的君主在建立政權之後，為了防止政權落入別人的手中，有時還必須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限製，始終處於一種進退為難的狀態。
秦朝統一中國後，在新的官僚機構中，皇帝之下設立丞相、太尉、禦史大夫。丞相是百官之首，負責輔佐皇帝，總攬朝政，權力很大。到了隋唐時期，實行了新的宰相製度，以尚書、門下、內史三省首腦為宰相，三省可以互相製約。由內史負責擬旨，門下負責審核，尚書負責執行。尤其在唐代，皇帝為了限製三省權限，還常常挑一些品級低的官員，加以“同中書門下三品”等名稱，也讓其擔當宰相職務。為了分散宰相的權力，唐代還設有樞密使。宋代初期，官職和唐代基本上是一致的，宋太祖趙匡胤讓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為宰相，設三個參知政事為副職。宋神宗五年又進行了改革，以尚書左右仆射為宰相，並且又以尚書左右丞代替參知政事為副宰相。到了明代，太祖朱元璋為了加強自己的權力，又根據曆朝滅亡的教訓，廢除了相承已久的宰相製度，原來中書省的政事全部歸六部管轄，使中央各權力部門互不統屬，大權統歸皇帝。為了解決擬旨、定製、批示等工作問題，讓一些在內廷工作的學士、講官以及翰林院中人員輔助。開始時沒有定編，也沒有定職，直到明永樂皇帝登基後，才將處理這些文書的人給予定員，也有了固定的稱呼，這就是內閣的“閣臣”，也稱為“內閣大學士”。明代的“閣臣”有首輔和次輔之分，首輔具有擬旨、批示的權力，並且兼任六部尚書的正二品官位，雖然沒有宰相之名，卻有宰相之實，權力仍舊很大。
與明朝那些庸相相比，張居正顯出了他的英雄本色。張居正是明朝中期以後非常時期的第一任宰輔，“非常”一詞具有兩層意思，一是就國君而言，是一個不能獨立掌握政權的10歲的幼主，必須得有人代為執行國君的使命，於是這個重任就落到了張居正的身上。第二點就是當時的國勢很不理想，政治混亂，財政衰竭，外麵還有俺答的不斷入侵，內憂外患，整個國家麵臨著覆亡的危險。
1.皇帝的老師
明代皇帝的教育，一種是經筵，一種是日講。經筵一般是每月逢二（初二、十二、二十二）舉行，當然寒暑假除外。舉行經筵的時候相當隆重，勳臣、大學士、六部的尚書、翰林學士都要到齊，由翰林院和國子監的人講解經史。白天在文華殿舉行，不用平時的侍衛等官，隻有講讀官及內閣的學士和皇上一起學習。在萬曆初年的時候，內閣首輔張居正以他的資望和地位贏得了神宗和他的母親李太後的尊重，被尊稱為“張先生”，從此，對神宗進行教育的這個任務就落到了張居正的身上。張居正親自為神宗編製了功課表，規定經筵從二月二十二日起至五月初二是上學期，共計九講。從八月十二日到十月初二是下學期，也是九講。沒有特殊原因，不得自動停課。雖然神宗貴為天子，但是張居正對於他的要求絲毫沒有放鬆，甚至要更加嚴格。神宗皇帝的功課主要有三項內容：經書、書法和曆史。為了保證教學質量，張居正精心挑選了五個主講經史的老師，兩個教書法的老師和一個侍讀。侍讀就是古代陪同學生一起讀書的人。經史的教材，除了傳統的四書五經外，張居正還加了《貞觀政要》《通鑒節要》等雜史，以便神宗能夠學習先人治國的長處，盡早擔當起治理國家的重任。張居正還教神宗學習太祖、成祖對於奏章的批閱，防止宦官獨攬大權。與此同時，還嚴格要求神宗上朝，以避免產生君主與臣子之間的隔閡，形成君主被宦官包圍並受控於宦官的局麵。張居正與神宗的關係，在萬曆六年以前，還是相當融洽的，在神宗幼小的心靈中，除了兩宮皇太後和與他朝夕相處的大太監馮保外，就是張居正先生了，張居正在他心目中是一個智慧的象征，他對張居正也是言聽計從，尊崇有加。
2.管理政事
神宗雖然不完全參與政事，但是有一點，他堅定地站在張居正後麵，做他堅定有力的後盾，雖然改革的過程之中遇到了很多的艱難險阻，但是值得欣慰的是，萬曆新政還是實行下來了。可以說，萬曆新政讓明中後期有了欣喜的氣象。但是在張居正實際操作過程之中，神宗隻是例行公事地每天批示。關於重要的人事任免，總是由張居正和吏部提出幾個候選名單，讓皇帝去選定。而皇帝則知道每次第一位的人是最稱職的，實際上張居正還是最終權力的操縱者。張居正什麼事情都不讓神宗小皇帝插手實際上是不明智的，等小皇帝長大，必然會留下隱患。
3.勇於諫言
中國古代官場的關係非常複雜，“中庸”的態度一直被各級官僚所推崇，看上麵臉色行事。但是，也有一些人，敢於表達出自己內心的想法。直言敢諫曆來就被認為是中國古代官員正直的一個標誌。以唐代的“魏征”和明代的“海瑞”最為典型。但是，諫言在官場之中是有很大風險的。因為提出的意見、方案並不一定能被君主和上司所賞識，即使被接受，也會有一個效果好壞問題，因此可能會被別人議論或者追究責任。如果自己的想法不是很成熟，就不會去冒那個風險。另外，還需要有膽識、度量去包容一切，所以中國曆代都將直言敢諫奉為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