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是第一個奠定中國遼闊疆域的皇帝。千古一帝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了秦王朝，但是，秦帝國的版圖不過是漢武帝時代版圖的二分之一。漢武帝對匈奴用兵四十四年，如此大事武功，在中國曆代帝王中，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執政。其時匈奴氣焰囂張，西域神秘莫測。漢武帝絕不能忍受乃父乃祖的“和親外交”，忍氣吞聲，換取短暫和平。他有足夠的財力和人力，持久的雄心和野心，去征服、去開拓。漢武帝即位第二年，即建元二年（前139年），派遣張騫出使大月氏，希望借此形成反擊匈奴的戰略聯盟，壓縮匈奴的生存空間，實現對匈奴的戰略包圍。年僅18歲的帝王竟有如此眼光，曆朝曆皇，誰可比擬？張騫出使西域，開辟了千古絲綢之路，促進了東西方經濟與文化的交流；中原漢族政權力量延伸到了今天新疆以西。
即位第八年，即元光二年（前133年），漢武帝第一次運籌帷幄征戰匈奴，馬邑之戰失利。但是，短暫的失利，絲毫不能影響24歲天子的征戰豪情，反而促使漢武帝破釜沉舟，毅然拋棄漢王朝施行近七十年的和親國策，全力出擊匈奴！變和平體製為戰爭體製，棄祖宗製度啟現實製度。其間的勇氣和魄力，令人讚歎！
漢武帝曾在一篇求賢《詔》中說：“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這篇躊躇滿誌、殷情懇切的求賢《詔》，收錄在蕭統《文選》中，千百年來，英雄傳誦，誌士吟詠。當年漢武帝以此“廣延天下人才”，今日反觀漢武帝一生功過，此語更是恰如其分。漢武帝之所以立下非常之功，皆因他就是非常之人。
《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記載漢武帝曾打算親自教霍去病兵法（天子嚐欲教之《孫吳兵法》），霍去病雖未學，但可見漢武帝深通兵法，這是他成為卓越的戰略軍事家的基礎。
論及漢武帝一朝的軍事戰役，人們往往言必稱衛青、霍去病、李廣，沒有人注意到璀璨四射的將星、帥才背後，遠在廟堂之上，那位足以與西方亞曆山大、愷撒、拿破侖相匹敵的最高統帥——漢武帝。
當年，漢武帝決意改變祖製、對匈奴開戰，韓安國、汲黯等前朝老臣，公孫弘、主父偃等當朝新銳，紛紛高唱反調。群臣應者寥寥，首戰無功而返，年輕的總指揮卻巋然不動。此後，河南之戰、漠南之戰、漠北之戰，對匈奴作戰的三大重要戰役，都由漢武帝親自決策部署，選將調兵。至於具體的用兵時間、出兵地點、兵力部署、攻擊方向，漢武帝都事無巨細，總攬無遺。
與此同時，漢武帝又劍指東方、南方、東南方、東北方，使漢朝的勢力到達今天西方的中亞，西南的雲貴川，東北的黑吉遼，南方的海南與福建，勾勒出了現代中國版圖的基本框架。
但四十四年曠日持久的征戰殺伐，畢竟勞民傷財。對於漢武帝的軍事外交戰略，司馬遷也非常矛盾。《史記·匈奴列傳》是中國曆史上第一篇少數民族史，司馬遷給匈奴立傳，把匈奴看作炎黃子孫之一，表達了他對這場戰爭的性質定位：這是中華民族內部的一場悲劇，戰爭使雙方付出了極高的代價。雖然當時的漢帝國還無法形成統一的多民族背景，兩個民族最好的辦法也應該是和平相處。可惜，到了漢武帝時代，和親政策已走入絕路。不得已而對匈奴用兵，司馬遷對此是理解的；而戰線越拉越長，漢武帝偶有任人失當，司馬遷也是痛心疾首。
為了寵幸李夫人，漢武帝任命李廣利為將軍，率領數萬人出征，討伐大宛，不過豔羨其汗血寶馬。結果，打了兩年，軍隊損失五分之四。如此輕率，可謂草菅人命！
時間是撫平創痛的良藥。和平年代，人心思定，我們早已無法體察戰爭帶來的切膚之痛，所以，今人的評價理智多於感情。而兩千多年前，司馬遷與天下百姓一道，親曆家園變廢墟，一代史家的良心，使司馬遷不可能麵對戰爭之害無動於衷，必然會對漢武帝連年征戰，導致民生凋敝有所批評。
同時，漢武帝也是第一個用儒家學說統一中國思想文化的皇帝。
一統江山容易，聚攏人心困難。秦皇漢武深解其中三昧。秦始皇“焚書坑儒”，漢武帝則“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竇太後去世前，漢武帝就暗度陳倉，設立五經博士，為尊儒打基礎。即位之初，漢武帝迫不及待，舉國推選賢良方正直言敢諫。一位寂寞書生董仲舒，憑《天人三策》，石破天驚，脫穎而出。從此，本為民間一家的儒學被指定為官方思想，與政治、皇權緊密相連。據此，漢武帝創建太學、鄉學，設立舉賢製度，形成了中國獨特的文官製度。秦代至漢初，選拔人才用的是軍功爵製；到了漢武帝時代，逐漸轉變為察舉征辟製，從根本上解決了大漢人才匱乏的局麵。
文景崇黃老，寬厚無為，垂拱而治；漢武帝則一反祖宗定法，尊儒術以約束官吏，效法家而嚴懲貪官，王道霸道，交錯為用。而其中尊儒興教，首立太學，尤予後世以至深影響。倘非此舉，儒家學說何以成“教”？倘非此舉，華夏文明何以存續？倘非此舉，學而優則仕何以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