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侖·希爾臨終時的最大願望就是安妮在經濟上能無後顧之憂，同時希望拿破侖。希爾基金會能把他畢生的事業永遠地發展下去。由於希爾留下的遺產足有100多萬美元，所以能夠確保安妮過上舒適的生活，但基金會卻因醜聞而滑到了破產的邊緣，就像希爾曾經曆過的那樣，它的前景危機四伏。
早在1968年，當希爾患上白內障的時候，基金會就出現了危機的先兆。當年的春天基金會召開了一次董事會，根據當時的會議記錄，大會通過了五項決議：第一，基金會內部章程做了小範圍修改；第二，選舉一名新董事；第三，同意安妮辭去基金會秘書的職務；第四，推舉新董事擔任秘書一職；第五，把部分董事降為基金會的高級職員——包括那位新當選的秘書。
而包括安妮在內的其他兩名董事之所以被解職，董事會為此做的解釋是為了讓他們在某些含義模糊的訴訟中免於承擔責任。
至少會議的背景和結果是值得懷疑的，因為安妮未能出席會議，根據會議記錄，是拿破侖代表她出席的，而據安妮說，拿破侖從未對她說過她已經失去了在董事會的位置。實際上，直到希爾去世後，當其他一些可疑的征兆出現時，她才知道了這件事。
由於安妮不在場，而且希爾離開人世前的幾個星期裏，因為健康惡化，也無法進一步參與基金會的事務，所以會議記錄是否如實地反映了整個選舉的過程也就無從得知了。盡管基金會仍繼續執行希爾製定的那些工作議程和計劃，但在希爾患病期間以及逝世後的這幾年裏，基金會卻達成了很多背離公司傳統的協議，把基金會的很多產權給了個體承包商，包括希爾某些書的著作權，而根據他們婚前的協議，它是屬於安妮的。1976年，當安妮那數額不太大的版稅支票被突然停發時，拿破侖的著作權和基金會的許多其他資產就都已經被掩藏在一大堆亂糟糟的法律文書的紙堆裏了。有一些資產被基金會的一個高級職員控製著，還有一些則被出售，甚至倒賣給了企業家，有些交易還存在著是否合法的問題。
對於都快滿82歲的安妮來說，這事就像一場活生生的惡夢。她並不需要從版稅中得到那份錢，但當她知道她丈夫的遺產正被人瓜分殆盡時，她立刻變得驚恐萬狀。她順著一連串的合同查了下去，她想知道圍繞希爾的著作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但她終於一無所獲，這樣一來她就更感到害怕了。於是她委托丁她的律師，要想挽救希爾的事業，需要打幾年的官司，還要支付數百萬美元的律師費，而她卻完全沒有這份精力和財力。
在絕望之中，安妮隻得給克萊門特·斯通寫了一封信箋。向他說明了這個問題。收到這封信時，75歲的斯通正使他的美國聯合保險公司處於事業的頂峰之中——它已成為全美國最成功的企業之一。它不僅為斯通帶來了巨大的財富，同時也使許多其他有幸購買了該公司股票的人發了財。為了讓公司按自己的既定方針來運轉，斯通每天仍要工作20個小時。他仍然沒有放棄寫作，還經常演講，召開董事會議，有可能的話，他甚至還親自出去推銷。
安妮這封含義模糊的短信引起了斯通的關注——實際上，這件事在以後的幾年裏也改變了他的生活。
斯通認為，一個人能為朋友做的最好一件事，就是在朋友離去後，幫他料理他的家，這是斯通的一個基本信條。他之所以願意插手安妮這件事，就是為了讓安妮的心得到安寧，但這時的形勢比以前更加嚴峻了，一個偉大朋友的全部畢生成就正被人瓜分和丟棄，他由此而感到了事態的緊迫，所以對此事他不僅僅是過問一下，還準備傾其所有，立刻卷入到這場鬥爭的旋渦中去。
不到3個月，斯通就為安妮聘請了一批出類拔萃的律師和偵探，然後由安妮起草了一份起訴書，要求把希爾的著作權歸還給她，同時著手收拾拿破侖·希爾基金會目前的混亂局麵。
這場官司曆時5年，總共花掉了斯通200多萬塊錢。在這個過程中，斯通本人和他的律師以及參與這個訴訟案子的公司雇員都曾遭受過死亡的威脅，所以他們不得不隨身帶著保鏢。
1982年這場激烈的鬥爭終於以庭外和解的方式解決了。雖然基金會部分高級職員從事違法行為的問題還沒有被裁定，但安妮和斯通還是達到了他們的兩個主要目的：希爾的著作權歸還給了安妮，基金會的高級職員和董事全部辭職，由安妮掌管了基金會的前程。
看著拿破侖·希爾基金會正逐漸衰敗，安妮·盧·希爾自己想方設法為它的前程做打算，而她此時已經快88歲了。她很快製定好一個計劃，接著就果斷實施了。她成立了新的董事會來負責策劃和領導基金會的複興工作。因為安妮從來不願意采用折中的用人方法，所以被安妮說服前來接管基金會的都是一些無可挑剔的人，他們都曾取得過巨大的成就，而且長期以來一直擁護拿破侖的基本原則。這些人中有兩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一個是W·克萊門特·斯通，他答應安妮的要求接過了基金會的領導權；另一個是來自西弗吉尼亞州的詹寧斯·蘭道夫參議員，幾十年來他一直支持著希爾和他的事。其他三個董事會成員雖談不上是什麼大人物，但在承擔基金會的複興以及順利步入90年代的工作中，都將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