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初，中國的“保八”宣言在當時一片哀鴻的世界經濟中看起來像個“另類”；然而，年終中國經濟的“V型”反轉卻令世界震撼。這就是2009——大變局之年。亦因此，“中國工人”成為美國《時代》周刊2009年度人物榜單上唯一的入選群體。《時代》的評價說，中國經濟順利實現“保八”，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繼續保持最快的發展速度，並帶領世界走向經濟複蘇，功勞首先要歸功於中國千千萬萬勤勞堅韌的普通工人。
時光進入2010年，中國經濟依舊春意盎然，實踐證明，“四萬億”成為世界經濟嚴冬中的一把火，將中國經濟帶入了春天。這項投資計劃的一攬子經濟刺激措施，為中國經濟抵禦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發揮了重要作用，助推中國經濟實現“V型”反轉，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取得重大成就。
四萬億投資規模超出了很多人的預期，其出手之快，出拳之重，出擊之準，讓全球感覺到了中國政府救市的決心。這是一劑猛藥，但絕不是“虎狼之藥”，並不是對經濟發展形勢的過度反應，而是根據經濟發展形勢需要作出的必要舉措，拉開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投資建設的序幕。
這是擴大內需和穩定外需相結合的一攬子計劃，是調整振興產業和加強科技支撐的一攬子計劃，是改革創新和實現新發展的一攬子計劃，是改善民生和加強社會保障的一攬子計劃。實踐表明，這一攬子計劃不但使經濟運行出現積極變化，而且進一步提高了經濟發展的質量。
四萬億政策是“一擴一促”的重要舉措，從促進內需的10項政策看，集中於民生工程、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建設、自主創新、結構調整、災後重建和提高城鄉居民收入等方麵，應該說四萬億的投資重在當前，著眼長遠，注重投資和消費兩方麵的作用，火候掌握恰到好處，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國政府力挽狂瀾的勇氣和決心，並重新認識了中國的潛能和實力。
在這個“信心比黃金更重要”的特殊時期，麵對來自經濟轉型和全球金融危機的雙重壓力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麵臨的最嚴峻考驗，如此宏大的投資暢想，支撐起中華民族攜手共禦危機、最終闖過難關的信念。經曆危機洗禮後的中國經濟變得更加強大，危機帶來的壓力推動了各項重大改革，危機已經成為中國經濟轉型的一個契機。
樊綱：四萬億讓中國一枝獨秀
理論上說，政府投資是為了撬動杠杆，帶動很多其他投資。但在現實中，帶動投資實現的長度，確實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比如現在政府投資了，要修鐵路、地鐵、農村水利設施，這些需求第一步下去，需要相當長一個時期，比如四個月、六個月、八個月。存貨消化到一定程度以後，企業才會開始擴大生產，之後才有點對原材料的需求，然後再過一段時間，過剩的生產能力逐步用起來。到一定程度，大家一看還可持續，才開始增加擴大企業生產能力的投資。
現在對世界經濟前景爭論最大的問題，是世界經濟危機多久才能走出困境。我個人一直比較欣賞居中一些的觀點，我認為，美國、歐洲、日本世界三大經濟體，今後兩三年低迷、負增長、零增長都是有可能的。
三大經濟體加在一起，可能會有一兩年2－3％的負增長，再有一兩年的零增長，是我們需要做好思想準備的。外部條件不好，就需要我們的政策力度到位，把下滑的趨勢打斷。我們要去調整、去改革、去增加國內消費，但不是說光做這件事情就完了，還要做別的。
我個人還是相對樂觀的。相比之下，中國還是世界上好的經濟體之一。而且，我說“之一”的時候都想不出“之二”是誰。我們應該有這個信心，通過政策的調整，我們能夠最早走出低穀，最早完成調整。
樊綱，社科院研究員、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 劉迎秋：經濟回暖後的發展方向
結構調整不僅是指經濟結構的調整，還是指社會結構、文化結構等方方麵麵的調整。必須看到，調整必須付出代價。不僅老百姓要有付出代價的準備，企業也要有付出代價的準備，政府尤其需要有付出代價的準備。
比如四萬億政府刺激經濟計劃，開始時重點投向國有部門為主體的“鐵、公、基”等基礎產業是對的，但是，一旦經濟回升轉暖，進一步向前發展，就需要考慮調整投資方向和結構，不能忽視基礎產業，但必須考慮加大向非基礎產業和非國有企業投資的力度。
政府要付出的一個重要代價，就是要逐漸從生產性投資領域退出，逐漸轉向通過財政投資支持和引導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成長上來。這也就是說，政府的財力不再是像過去那樣更多地直接用於“鐵、公、基”，而是更多地用於為中小企業發展創造更健康的成長環境。除此以外，調整收入分配關係，盡可能通過財政的再分配功能，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把更多的財政收入用在調節收入分配關係等方麵來。付出這個代價，不在於政府花了多少錢，而在於政府必須準備更多地從直接投資領域轉向公共服務領域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