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有本書裏，講述了一個西方人初次航行到中國，聽說羅盤針是從中國傳出去的，又聽說中國兩千年前就發明了這個東西，於是暗自合計：這東西傳到西方，不過幾百年，已經改良了無數次，效用擴大了無數倍，那麼在原發明地的中國已經經過了兩千年，變化不更是不可思議嗎？航行到中國登上海岸，放下別的事，跑到集市上尋購羅盤。四處打聽最新樣式，拿到手裏卻發現跟曆史讀本中記載的十二世紀阿拉伯人傳去的羅盤圖，沒有半點區別，隻好無比鬱悶地返身回船。
這雖然是個諷刺性的寓言，但它概括出的中國社會停滯不前的嚴重程度，不能不承認是八九不離十。
我過去讀黃遵憲的《日本國誌》，非常推崇，以為據此就能夠全麵了解日本國的國情，等到進了北京城見到日本大使矢野龍谿，偶然談起這本書，對方說：“想通過讀這本書了解日本，無異於是想通過閱讀明史了解今天的中國時局。”我有些不高興，請他把話說明白。他說：“黃遵憲的書是在明治十四年寫成的，我們日本國從明治維新到現在，每十年社會進步的程度，比過去一百年社會進步的程度都要高。所以說，二十年前的黃遵憲的這本書，不把它比作明史比作什麼？”我當時對他的話還存疑，自從親身遊曆日本以來，把書中講述的事對照一下遊曆日本時的所見所聞，才知道矢野龍谿說的沒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說：“當年意大利人馬可·波羅遊曆元朝時的中國，回來後寫書，講述中國的國情。拿他的書跟現在人寫的中國遊記比較，發現二者所記述的中國情形沒有多少差異。”我要說豈止是《馬可·波羅遊記》，就連《史記》、《漢書》這樣兩千年前的書，裏麵記載的事情，跟今天的中國情形也沒有多少差別。日本跟中國同屬東亞地區，同屬黃色人種，為什麼一個發展一個不發展，程度如此懸殊呢？
中國人動不動就說古時候比現在好，盛世都出在古時候，而離現在越近亂世越多，這跟西方哲學家宣揚的社會進化論完全相反。但是，話說回來，中國人說的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因為從某種程度上而言，中國的曆史表現還真是今不如古。試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有的宣揚哲理，有的傳布技術……戰國之後這種現象就不再有了。再看兩漢時代，國家治理的藝術也是可圈可點，宰相主持中央政務，鄉官主持地方政務……兩漢以後這種現象就不再有了。類似這樣的現象不勝枚舉。進化是社會的公例，就好比水往低處流，蘋果往地上掉，隻要水流不受到人為的導引，隻要蘋果不受到外力的吸引，就不會有反常的情形發生。可是我們中國社會的發展卻違反進化論，而表現出停滯甚至倒退的現象，其中必定有原因。找出原因大家討論研究，就知道這是一種病態的表現，而由此也就可以找出克服病態的方法。
有讀者肯定會說：“原因就是中國人的保守性太強了。”這話說得沒錯。然而我們要問，中國人的保守性為什麼會強得別具一格？這也是個需要回答的問題。再說回來，英國人也是以保守性強在世界上“揚名”，然而要論世界各國的發展速度，沒有哪個國家趕得上英國的，這又怎麼能證明保守一定會阻礙社會進步呢？我琢磨這個現象，我使勁琢磨這個現象，終於發現，中國不進步的原因，出自天然的有兩個，出自人為的有三個。
一、強調大一統導致競爭缺乏。競爭是進化之母，這一說法已經是鐵案。西方在希臘列國的時候，政治學術都十分發達，後來自羅馬分裂，化為許多國家，於是造成了近世的局麵，直到今天，都是競爭的結果。列國並立，不競爭就沒辦法生存。競爭不光發生在國家之間，也發生在個人之間；不光是在武力方麵競爭，在德智方麵也競爭。所有人在不同的領域奮發向上、力爭上遊，進化便成為社會態勢一發而不可阻擋。所以當一個國家推出新式槍炮，其他國家便不再眷戀舊式槍炮，而開始謀求創新以免居於下遊，不這樣在戰場上就難操勝算；一家工廠推出新式機器，其他廠家便不再眷戀舊式機器，而開始謀求創新以免居於下遊，不這樣在市場上就難以立足。正因為崇尚競爭，所以不光是怕落在別人後麵，更重要的是時刻想著趕在別人前麵。昨天乙在甲的前麵，今天丙在乙的前麵，明天可能甲又趕在丙的前麵；相互刺激，相互嫉妒，相互學習，好比賽馬，好比競走，好比賽船；有人領先一步，落後者自然快馬加鞭；有人緊追不舍，領先者自然不敢鬆懈。這實在是進步原動力產生的根源。中國隻在春秋戰國幾百年的時間裏，競爭的局麵最持久，社會的進步也最明顯——可以說是達到頂峰。自秦始皇掃平六國後，大一統局麵形成，社會處於退化狀態，到今天已經兩千多年。沒有別的原因，就是因為缺乏競爭造成的。
二、周邊都是落後民族導致文化交流缺乏。凡是一個社會跟另一個社會接觸，必然會形成一個新現象，進而文明也會前進一步。上古時期的希臘往外殖民，近世時期的十字軍東征，都是這樣的例子。所以說統一並不一定是社會進步的障礙。假使對內統一，對外溝通交流，那麼社會進步可能更為迅速。中國周邊都是些小的落後的國家，他們的文明程度，都跟我們差一大截子。我們跟他們一接觸，自然有一種鶴立雞群的感覺，看來看去，都無法避免產生一種天上地下唯我獨尊的心理。開始是自信，然後是自大，最後是自戀。一到了自戀的地步，進步的途徑也就封死了。不光是這樣，周邊的落後民族常常以他們的蠻力來侵擾挑釁甚至破壞我們的文明。我們在回擊過程中，自然更加深了保守我們固有文明的心理，認為中原文獻、漢官威儀實在是我們炎黃民族幾千年來戰勝野蠻民族的無敵寶貝。既然認定外麵沒有可供自己學習的東西，那麼自然會回轉身抱住自家固有的東西當作天下第一的寶貝拚命摩挲把玩。這樣一來，我們中國人願意一輩子躺在五千年文明的懷裏做美夢就可以理解了！
以上說的是導致中國不進步的兩個天然原因。
三、語言和文字分離導致知識不易普及。文字是促進文化發展、科技進步的第一要件，它的繁簡難易，往往還跟一個民族文明程度的高下相關。各個國家的文字，都起源於衍形，再往後發展，就轉為衍聲。人類的語言，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豐富，經過千百年後，會遠遠超過語言最初的涵蓋麵，這是必然的趨勢。所以采用衍聲文字的國家，它的語言和文字是同步發展的；而采用衍形文字的國家，它的語言和文字必然一天天趨向分離。社會變遷越來越頻繁，新現象層出不窮，新名詞必然也層出不窮（或從積累而得，或從交換而來），所以幾千年前一個地方、一個國家的文字，必然無法對幾千年後地域變遷、民族交彙時代的事物現象予以表達描述，這是無可如何的事。
語言和文字同步，那麼語言增加文字也跟著增加，一件新物品或一個新現象出現，隨之就會有新文字跟著出現表達和描述，以新促新，向前發展。語言和文字分離，那麼語言增加而文字不跟著增加，在用固有文字表述新事物、新現象時，不是找不到合適的字詞，就是勉強找到了而意思不貼切。所以雖然有冒出新生事物的機會，也會因為文字跟不上而窒息。這是第一個害處。
語言和文字同步，那麼隻要掌握對應於實際生活中人們嘴上的語言的文字表示形式，就能學習通用的知識，至於用古文字表述的學問——比如西方用希臘、羅馬文字撰寫的著作——讓專業研究者去弄懂，然後轉述給感興趣的普通人就可以了。所以，隻要能聽懂嘴上的語言，就能看懂書，進而人生的必備常識，也能夠普及。語言和文字分離，那麼非得多讀古書、弄懂古文古義，才能研究學問。所以，幾百年以來的學者，往往要耗費畢生的精力去讀《說文解字》，去讀《爾雅》，沒有充足的時間去研究實用學問。這是第二個害處。
語言和文字同步，主要就是采用衍聲文字，認識二三十個字母，掌握詞語的拚讀規則，那麼看到詞就能誦讀出來，聽到音就能理解意思。語言和文字分離，主要就是采用衍形文字，那麼《蒼頡篇》有三千字，就相當於三千個字母；《說文解字》有九千字，就相當於九千個字母；《康熙字典》有四萬字，就相當於四萬個字母。學習二三十個字母，跟學習三千個、九千個、四萬個字母，哪個容易哪個難？所以在西方國家，或者在日本，婦女和兒童可以提筆寫信，車夫可以讀新聞；而在我們中國，往往念了十年書，都不會寫信，腦子就跟豬腦子一樣！這是第三個害處。
社會要進步，不是單靠一個人就行的，要大家相互學習，相互促進，共同出力。所以說培養出一兩個讀破萬卷書的人，不如培養出百千萬億個掌握常識的人對社會發展進步更有效。因為我們中國人不得不耗費大量的精力學習難寫難記的文字，學成的人又是十個裏麵才出來一個，另外，即便學成了，對於現實生活中的新事物、新學理也是一問三不知，所以頭腦不靈活，思想傳播慢。
四、長期專製導致人心向惡。上天賦予人權利，並且賦予人擴充權利的知識，以及保護權利的能力，所以讓人民發揮自由，實行自治，那麼社會必然蒸蒸日上。如果桎梏人民、打壓人民，先是扼殺了他們的活力，繼而摧殘了他們的本性，然後人道也廢弛了。所以在野蠻時代，團體不穩定，人智不健全，出現一兩個豪傑從事這些事情，盡其所能，代表大家的利益，這是群體的福氣。過了這個階段，豪傑仍然大包大攬、全權做主，那麼大家享受的福氣能補償他們失去的權利嗎？好比一戶人家，家長尊重家庭成員的權利，讓成員發揮各自自由，那麼大家自然能夠主動盡義務而避免相互算計。像這樣，家庭不興旺，我沒聽說過。不這樣的話，家長把家庭成員當奴隸使喚，當盜賊一樣防範，那麼家庭成員也會習慣自己的奴隸、盜賊角色，隻要有了中飽私囊的機會，即便犧牲家庭的利益他也不在乎。像這樣，家庭不衰落，我沒聽說過。所以中國社會不進步，是由人民不顧公益造成的；人民不顧公益，是由自居奴隸、盜賊的地位造成的；人民自居奴隸、盜賊的地位，是由統治階層把國家當成自己家，把人民當奴隸使喚，把人民當盜賊一樣防範，造成的！
看看人家西方立憲國家的政黨政治吧。立憲國家政黨裏的人，固然不是個個都秉公心稟公德，他們未嚐不為自己謀私名謀私利。但即便這樣，在專製國家追求權勢的人，往往討某個人的歡心就能得逞；而在立憲國家追求權勢，就必須討眾多選民的歡心才行。同樣是討歡心，但哪一方能夠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答案顯而易見。政黨政治的關鍵是，一個國家必須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政黨，分執政黨和在野黨。在野黨想要取得執政權，就要公布他們的施政綱領，同時攻擊執政黨的施政綱領有誤，或是沒有施行，欺騙了選民；就要向選民承諾，假使我們黨取得執政權，我們要如何如何，為民除公害要做某某事，為民增公益要做某某事，等等。多數選民投票給他們，他們就能在議院取得多數席位，取代前執政黨重組內閣，進而不得不兌現他們當初對選民的承諾，以繼續贏得選民的支持，由此社會必然向前發展。而之前的執政黨，這時就轉變為在野黨。要想重新取得執政權，就又不得不了解選民的需求，細心謀劃，製定更能提升選民利益的施政綱領，向選民承諾，除公害和增公益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而執政黨做得顯然很不夠，假使我們黨重新執政，一定如何如何，保證大家的未來更美好。如果多數選民投票給他們，他們就能在議院重新取得多數席位，再一次成為執政黨重組內閣。自然也會兌現他們當初對選民的承諾，以繼續贏得選民的支持，由此社會也必然又向前發展。像這樣，政黨之間相互競爭，相互監督，相增相長，全體受益。政黨競爭越激烈，社會進步越迅速。歐美各國的政權轉移方式之所以在世界各地日益被接納，原因就是這個。所以說，不管政黨執政是為了公眾利益，還是為了滿足私欲，對於國民來說都是好處多多。再看專製國家，即便有一兩個聖君賢相徇公廢私，決心為國民全體謀利益，然而那麼大的國家，單憑一兩個人的能力，又怎麼能夠澤及蒼生呢？就算能做到，恐怕所謂的聖君賢相也是一百年出不來一個，而像齊桓公、晉靈公、蔡京、秦檜這樣的暴君奸相卻是要千有千、要萬有萬。所以中國人總結曆史時常說：“一治一亂。”又說，“穩定的年月少，變亂的年月多。”這難道是平白發生的嗎？為什麼要承受這循環往複的民族劫難？前進才一寸，倒退達一尺；倒退速度是前進速度的十倍，所以我們中國曆經千百年一年不如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