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姓，據相關的統計資料可知，是中國人數最多的四大姓之一。不僅如此，而且與中國皇帝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眾所周知，中國的皇帝稱謂，始自秦代，係秦王嬴政將“泰皇”去“泰”著“皇”，又采上古“帝”位號，合並而成。不過可惜的是，本欲“傳之無窮”的秦王朝，僅曆二世十五年便覆亡了。而繼秦之後的兩漢，綿延四百餘載，傳承二十餘帝，是中國進入以皇帝為最高統治者的帝國時代（前221—1911）的第一個長祚王朝一般認為，我國自夏代開始進入階級社會。此後曆史的發展，按國家形態的變化，明顯分為邦國、帝國、共和國三大時期：
邦國時期（約前21世紀—前221），萬國林立，天下由一個共主作為最高統領，組成一種鬆散的邦聯式的統一體，其以西周那種“封藩建衛”的分封製為典型形態。春秋以後，這種統一形式開始逐漸向更高一級的國家形態過渡，直到秦統一六國，這個過渡才得以最終完成。
帝國時期（前221—1911年），以皇帝為最高首領，以科層官僚製為政治組織基礎，建成一種高度集權的大一統國家。秦漢是其開端，隋唐達其鼎盛，明清步入衰落，並最終被先進的共和國形式所取代。
共和國時期（1911年至今），以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界分為兩個階段。盡管此期（特別是前階段）還存留不少帝國時期的影響，但共和畢竟代替了帝製，顯示了一種政治進步，對中國曆史發展影響極其深遠。正如大家所熟知的，兩漢王朝的皇帝姓劉。如果從曆史的角度去看，劉姓雖非中國皇帝的第一姓，但卻是皇帝第一姓之後，第一重要的皇家姓氏。後世的劉姓子孫，或多或少恐怕都會沾些劉姓皇族之光，甚或可以徑直視作劉姓皇族的後裔。
兩漢的劉姓皇帝，有所作為者不少。他們中像開國之君高帝劉邦和光武帝劉秀，自不待言，即或是守成的帝王，如西漢之文、景、昭、宣，東漢的明帝、章帝，也都堪稱出類拔萃的人物。不過，相對而言，武帝劉徹顯然是更出眾的一位。自班固在《漢書·武帝紀》裏給他戴上“雄才大略”這頂桂冠後，直到當代出版的多種有關他的著作，似乎沒有不給他冠以這個頭銜的。我國古代帝王數以百計，但真正配得上使用“雄才大略”這一定語者，實在是寥寥無幾。
漢武帝生活在帝國時代之初。當時，以皇帝製度、三公九卿製、郡縣製為基本特征的大一統帝國，雖由秦代創立，但在實際運作中，還有不少需要改進、完善之處。例如帝國的指導思想，秦以法家為主，“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實踐表明，這種做法“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再如在秦開創的公卿官僚製下，丞相等臣子權力很大，對皇權構成嚴重威脅。沙丘之謀，如果沒有丞相李斯參與，其事便難獲成功《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記趙高言：“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漢初的情形似更為突出，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所謂平滅諸呂，實際是由大臣們發動的一場政變吳仰湘：《漢初“誅呂安劉”之真相辨》，《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8年第1期。可以這樣講，漢武帝時代，曆史的發展已經把改進、完善新興的帝國製度的任務提到議事日程之上。在此關鍵時刻，倘若遇著一位平庸之君，糊裏糊塗地混過去，曆史畫卷上將缺少有如今天所見到的威武雄壯的一頁。所慶幸的是，漢武帝不僅敢於迎接時代的挑戰，而且有聲有色地完成了時代所賦予的任務，從而將帝國時期曆史的發展，推進到一個新階段。後人之所以稱讚漢武帝“雄才大略”，最根本的原因，當在於此。
對於漢武帝這樣一位在曆史上留下了巨大印跡的人物，書之竹帛，流傳久遠——特別是讓劉氏子孫世代銘記這位先祖的赫赫業績，顯然是非常需要也非常必要的。盡管目前已發表和出版的有關漢武帝的論著，數量相當可觀，但從劉姓皇帝的角度來寫他的，似還不曾見到。唯其如此，這冊《漢武大帝》的麵世，或許可以彌補漢武帝研究中缺少從劉姓視角作考察的某些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