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度宗—宋恭帝）
如此豐厚的國庫，韓侂胄認為遠遠不夠，有什麼方法能在短時間內聚斂更多財富呢？貨幣增發！自紹興三十一年至開禧元年，朝廷一共發行了十一界會子，據《朝野雜記》記載，開禧二年的會子發行是1.4億緡。這背後是殘酷的經濟現實：短短兩年間超量發行紙幣引發了國內大通漲，開禧二年初臨安米價在短短兩個月內上漲三倍左右。
王霸義利之辯
經過宋高宗、宋孝宗的無為而治，南宋王朝已經完全具備了北伐金國的實力，何時北伐已經隻是一個時間問題。
宋孝宗僅親政兩年就退位，當太上皇的時候又跟宋光宗一直鬧意見，終其一生都沒有機會實現北伐金國的宏偉誌向。這個任務落在了新的繼任者宋寧宗身上，一個甲子的平靜即將被打破。
在普通人眼裏，皇帝一呼百應，天下無不可為之事。其實，僅僅一個皇帝的稱號並不能讓一個人真的君臨天下，個人履曆同樣會決定皇帝是否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
宋寧宗的履曆實在不怎麼光彩。
紹熙五年，太上皇宋孝宗薨，作為皇帝的宋光宗卻拒絕參加先皇葬禮，可見宋孝宗、宋光宗父子矛盾之深。為平息朝野洶洶之議，韓侂胄與趙汝愚聯手發動政變擁立宋寧宗，逼宋光宗退位。如此履曆，宋寧宗自然在這兩位大臣麵前直不起腰杆——畢竟是人家提拔的你，這個道理跟普通人其實沒什麼區別。
宋寧宗趙擴登基，韓侂胄、趙汝愚擁策定之奇功，如果用童話中的語言應該這樣描寫，從此，宋光宗、趙汝愚、韓侂胄手拉手過起了幸福的生活……
曆史不是童話，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合作隻是暫時的，鬥爭才是永遠的！何況，韓侂胄與趙汝愚之間的矛盾是路線之爭，關係到南宋帝國打什麼旗、走什麼路，不是兩個人坐下來喝杯酒、碰個杯就可以解決的。
——趙汝愚向來以富弼、司馬光為偶像，他信奉的是儒家“義利之道”。這是一種類似於少林七十二絕藝的正派武功，要威震江湖首先要苦行修煉內力，練個三五十年才是個起步價，沒有人能在短時間讓所有人都富裕起來。所以，趙汝愚認為，要北伐、要報君父之仇，就必須依靠內修政事去外攘狄夷！所以，他大力提倡朱程理學。所謂“存天理、去人欲”，是帝師朱熹對皇帝提出的要求，希望幾乎無所不能的皇帝最終能有所敬畏。
——韓侂胄的榜樣是王安石，他信奉的是商鞅的“王霸之道”。這是一種地地道道的邪派武功，所謂修煉不過是“武林稱雄，揮刀自宮”，不需要艱苦的修煉、也不需要苦行，隻要在一瞬間爆發全部力量就能製敵於死地——隻求一時之利、不求萬世之功。所以，韓侂胄認為，既然“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就必須隻爭朝夕、畢其功於一役！何況，我大宋朝並非無錢，隻要盡取天下之財，必定能做一番經天緯地的事業！所謂“君道”隻是無用的“迂腐之論”，隻有“執賞罰才能以驅天下”，這才是“霸者之術”！
在宋史中，韓、趙之爭也被稱為“王霸義利之辯”。這一刻，韓侂胄繼承了新黨的光榮傳統；這一刻，王安石、呂惠卿、蔡京靈魂附體，充分發揮了新黨“要錢不要命”的優秀傳統；這一刻，韓侂胄不是一個人在戰鬥，而是代表了一批封建官僚！
王霸義利之辨，新舊之爭，在南宋王朝重燃！也許，封建王朝隻要還存在一個對社會資源具備強控製力的政府，所謂新舊之爭就會永遠如影隨形。這也是一個永遠無法停止爭論的命題：盛世之道，是先國富，還是先民強？
再次討論這個問題，讓我們換一個角度，不要把國富民強放到多高的高度，而是以一個普通人的思維來考慮。武俠小說告訴我們，一般來說，正派武功不如邪派武功見效快，現實中王霸之道也要比義利快很多。
——締造一代盛世，必須有幾代人、十幾代人的積累。等到天下黎庶都富裕了，國家焉能不強盛？隻不過，這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漫長到讓封建統治者無法等待，漫長到讓所有人都能失去耐心。從心理學角度講，任何人、做任何事都希望立刻見到效果，所謂立竿見影。
——民雖強，天下之財卻在普通人的箱籠之中，皇帝是看不到的，國庫充盈才是皇帝能見到的真金白銀。現在，他們要做的是經天緯地的事業，一定要有驚天之財：隻要集中天下財富，就一定可以與北方的金寇一爭雄長！
如果是你，你會如何選擇？
慶元二年（1196年），韓侂胄興起“慶元黨禁”，趙汝愚因自己的言行被扣上了一頂“投降派”的大帽子，並被時人斥為“秦檜第二”。接著，趙汝愚在流放之地自盡，一批理學名臣被罷黜，朱熹等五十六位當世大儒被列為“偽學逆黨”，六經、《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成為“世之大禁”。
存了朱程理學中的“天理”，又怎麼能滿足韓侂胄的“人欲”？
這裏要說，慶元年間南宋王朝的國運還不是最壞的，金國的運氣實在更差：宋光宗紹熙二年（金明昌二年，1192年）、紹熙三年，西夏接連入侵金國，新興的蒙元帝國也開始蠶食金人土地；紹熙五年，大通節度使完顏辯據五城叛變；同年，今山東一帶發生大饑荒，流民蜂擁而起，史稱“紅襖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