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Thursday， Herb and I will get on the train to my niece’s and the family in New Jersey. I will carry two remote-control toy cars， a jeep and a 15）fire engine， so my nephews can smash them into one another. Herb will carry two bottles of red wine. We will tell stories and crack one another up.
It’s Thanksgiving. I am thankful.
我生平最糟糕的感恩節在我被開膛破肚的兩天後降臨了。那次手術，我的肚子從胃部到恥骨線被切開，術後，外科醫生來看我說：“我們將大部分切除了。”
“去肯家吧”，我跟我的朋友赫伯說，想把他打發到布魯克林的一位老朋友家。這幾年，我們都是跟他們家一起過感恩節的。他們家的感恩節非常熱鬧；報紙故事瘋狂有趣；他們的親人跟我們相熟已久，感覺就像我們的親人一樣。
“你這個樣子，我哪有心情撇下你去逍遙快活呢？”赫伯說。
我眼下是這般模樣：肚子上被釘針縫合著，還掛著嗎啡點滴。從一開始診斷出我患有乳癌——不太嚴重的癌症，醫生就經常來看我說：“他們跟我說，情況並非看起來的那麼糟糕。”
赫伯不是我的丈夫。到這件事發生的時候，他已經是我20年的摯友，跟我一樣，是個專題作家。手術後的第一晚，他在我床邊的椅子上睡了一夜。當護士們給我換藥時，他就在房間裏。他看見了沾滿血跡的衛生棉。在摘除了卵巢和輸卵管後，無法進一步切除子宮，因為它挨著斯隆—凱瑟琳紀念癌症中心的醫生稱之為“病變”的結腸。所以，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在一所癌症醫院裏，愛不一定會如期而至。幾年前我就見過這番情景，當時我跟一位奄奄一息的女士同病房。她的樣子就跟我想象中的癌症患者一樣：憔悴、瘦骨嶙峋。她的丈夫陪著她。半夜，這位女士上大號。刺鼻的臭味充斥整個病房。她的丈夫就陪在她身邊，嘴裏喃喃地說著安慰的話，然後清理便盆。而我，為了這麼一樁生活小事無法入眠，我想，這就是真愛。這跟你22歲時所認為的“愛”以及在雜誌裏看到的“愛”是如此不同——浪漫的約會、性感的內衣、“高富帥”牽著“白富美”步下豪車。而此時，愛就是端便盆。愛就是在椅子上過夜。
在那個糟糕的感恩節，我對美食完全不感興趣，這還不錯，因為我無法進食。我用吸管吸入冰水，有時會有肉湯，最後，我能吃點果凍了。赫伯一向對節日沒多大熱情，雖然對美食並未免疫，但那年的感恩節也讓他提不起勁來。沒有所謂的感恩節了。我依稀記得讓他去了感恩節自助餐廳，並且跟他談論起了難吃的漢堡。但我那時隻能依靠嗎啡度日、身體處於麻醉狀態，所以誰知道呢。當麻醉過去後，我想到了死神。他像赫伯一樣，守候在我身邊；他就坐在他自己的椅子上，跟我對話。
“你避過我一次了，孩子，但我又回來了。不願意想到我嗎？噢，是的。情況怎麼樣？”
感恩節後回到家時，家裏出現了食物。我的朋友希波爾和馬丁從傑斐遜超市買了一隻熟雞和土豆泥送過來，因為他們知道我不會做飯；我的大學室友克裏斯汀送來了一磅巧克力，還留了一張紙條“要吃光光哦”；朋友卡羅爾給我送來了她的拿手烤肉卷。在我做化療的一年裏，她都隻是默默地把它留在門前，因為她知道我發生了什麼事。那時我每三周要做一次化療，赫伯會來我家，晚上睡充氣床墊，當他有事要出城時，我的朋友謝麗爾就會從波士頓趕來紐約接班。
我嚐試避免去看那些數據，但有次我要在兩個治療方案中作出決定，所以我就去了希波爾家做調研，因為她的電腦更快些。那時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互聯網剛誕生沒多久，做調研比較困難。當時，經過我們各方麵對比，癌症存活率大致是5年，盡管也有些報告稱隻有兩年。那些數字很不樂觀：這樣的治療方案25%的病人活了兩年，另一個方案，20%的人活了五年。
“那你覺得自己有時間喝杯咖啡嗎？”希波爾終於問了句。“給你衝杯速溶的？”
我大笑起來。我笑得直不起腰來。這是我的大見識：即使是癌症末期，隻要有個朋友能逗得你捧腹大笑，你就活得跟其他人毫無區別。
如今，18年過去了，我們還在。當然，不是所有人都健在。我的朋友海蒂·翰特曼、維克·西格爾、傑克·紐菲爾德，還有姨媽雪莉·瓦德勒都相繼因為癌症離世。年紀越大，失去的親友就越多。
星期四，赫伯和我會坐火車去我的侄女家以及看望新澤西的家人。我帶上兩個遙控玩具車——一輛吉普車和一輛消防車，所以我的侄子們可以玩“碰碰車”了。赫伯會帶兩瓶紅酒，我們會講故事，讓大家大笑連連。
那天是感恩節。我內心充滿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