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母親過世，哥哥前往新西蘭學習後，第一件真正讓人感到有所不同的事便是吃晚餐。我和父親開始分開用餐。我們外出與各自的朋友吃晚餐、在我們電腦前吃三明治，以及邊看電影邊吃比薩外賣。有一段日子我們根本就見不著對方。然後，在我準備上大學的前幾周，我父親走到樓下來。“你知道的，我覺得我們應該從現在開始一起用餐，就算隻有我們兩人，”他說道，“你母親也會希望如此。”這並不理想，當然——我們做的飯菜並不特別出彩，並且，我們想念媽媽和哥哥的到場——但是騰出一些時間與我父親共處卻有著特別意義。這有助於身心健康：能借機一起聊天，去反思過去一天以及最近所發生的事。我們平常的閑聊——關於棒球和電視節目——經常會引發一些嚴肅的討論——關於政治和死亡、關於回憶和失去。一起用餐不過是件小事，隻需要從我們日常消遣裏空出短短的45分鍾——然而這總是我一天當中最快樂的時光之一。
令人難過的是，美國人現在很少在一起用餐了。事實上，美國人平均每五頓飯裏就有一頓是在車裏解決的，並且大多數的美國家庭表示一周裏家人一起用餐的時間少於五天。非常遺憾，如此之多的美國人錯過了本可與其所愛之人共度的美好時光，但遺憾之處遠非於此。家人不在一起用餐對身心有著一定的壞處。
不與家人共餐會產生這些消極影響有兩大原因：第一就是當我們在外麵就餐時——特別是不與家人共餐時，大多數孩子經常會去的廉價快餐店和外賣店——我們很容易會吃一些不太健康的食品。
另一原因就是獨自一人吃飯可能會使家人間的關係疏遠。餐桌可以是一種融合劑，一個家人共享的地方。一起用餐提供了一個了解彼此近況以及談話的機會，是人們會愉快地把工作放到一邊，抽空放鬆一下的少數時光之一。畢竟，我們美國人很少會把快樂淩駕於工作之上（從美國人平均每年比法國人多工作將近220個小時這一事實便可見一斑）。
美國人並非一直以來都不重視一起進餐及緩慢進食。1950年，伊麗莎白·大衛出版了《地中海食物之書》。她在書中寫道：美味的食物就是簡單的食物。她提出飯菜不一定得出自價格昂貴、裝潢華麗的餐館，與所愛之人一起享受簡單的飯菜就是最棒的就餐體驗。
對一般美國家庭來說，他們現在花在快餐上的費用快趕得上在雜貨店裏的開銷了，伊麗莎白·大衛所說的那種簡單快樂並不那麼容易做到。也許這個問題的根源在於文化的錯誤認知。
在美國，花時間與家人享受美食似乎會顯得自命不凡。諾曼·洛克威爾所描繪的家人圍坐餐桌邊的畫作如今看來似乎更像是上流社會貴族而非中等階級的寫照，因為許多家庭承擔不起讓父母一方放棄工作，回歸家庭，把一天時間花在打掃及為配偶和孩子烹煮烤肉和土豆上。大多數的父母並沒有時間做飯，許多父母甚至不會做飯。你要說人們應該額外花錢花時間去超市挑選農產品而不是買盒中國菜外賣，似乎顯得不切實際，毫無必要，還有一點兒自命不凡。想要節省時間金錢是可以理解的。同樣道理，隻要沃爾瑪進駐城裏，一些小店鋪就會關門倒閉；但在這種情況下，遭難的不是那些店主，而是購買不健康飯菜、匆匆就餐的消費者們。
那我們怎樣才能吃得更好？不僅僅是從營養的角度，還從精神的角度出發。
17世紀的作家拉羅斯福哥公爵曾說過：“吃是必須的，但要吃得聰明則是一門藝術”。“聰明”一詞放在“吃”這個語境中，其意義眾說紛紜。
也許要“吃得聰明”，我們隻需要在一起吃。盡管吃得健康也很好，但是從心理學上來說，隻要你的家人、室友或者朋友在場，就算是外賣食品也能是不錯的一餐。
隻要有動力，我們心甘情願騰出時間的事多著呢。（雖然我們常常在早上去完健身房後已經沒剩多少精力，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在下班後找出去看電影的時間。）也許，如果我們不把一起用餐視為忙碌日程表裏的又一指定項目，而是當成是一個減壓、了解我們所愛之人近況的機會，那麼我們可以幫助我們的孩子在學校裏表現得更好，身體更健康，減少沾上毒品和酒精的可能。一起用餐可以讓孩子與父母的關係更好，當然這也能對成人間的關係有所裨益。
在我離家回校前的最後一晚，我和父親去了我們最喜愛的家鄉菜館——一家四川菜館，在那兒，我們總會點上同樣的菜式：我的魚香茄子，他的黑棗雞。但是就算在這個星球上生活了60年，在這裏吃了無數次晚餐，他還是不會正確地拿一雙筷子。“讓我來幫忙吧，”我說道。在一點掙紮後，他同意了。“看，當你用這根去夾菜時”，我說道，移動著我左手的筷子，“你得穩穩地握住這一根。”服務生又拿了一碗飯過來，他用這碗飯試了試。他點點頭。“我想我懂了”，他說道，小心翼翼地握著指間的筷子。“每根筷子都有著自己的角色，但是想要夾緊你的菜，它們得一起努力，對嗎？”我微笑道：“完全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