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隻對寫成吉思汗的古代史料感興趣，並無寫成吉思汗的念頭。
波斯人誌費尼撰寫人物傳記《世界征服者史》，是在1252年左右，距其傳主成吉思汗去世才25年；另一位波斯人拉施特開始主編其曆史巨著《史集》，是1300年的事；而古蒙古人自己寫《蒙古秘史》，比誌費尼和拉施特都早。金庸先生就是讀了《蒙古秘史》，才靈感迸發，洋洋灑灑寫下近百萬字的《射雕英雄傳》。
當年書店裏買不到這些書，隻有圖書館裏有，於是我把誌費尼的《世界征服者史》和古蒙古人的《蒙古秘史》，一字不落地打到電腦裏；隨後又把拉施特《史集》的第一卷第一冊全打進去。隻因喜出望外地在上海福州路書店買到了《史集》，並陸續買全了它的三卷四冊，才打消了打第一卷第二冊的念頭。這些電子文本，如今還在我的電腦裏，它們成了我的第一批電子書，寫小說是此後的事。
寫小說的時候，才發現一個尷尬問題。我不是魯迅、張愛玲那樣的小說天才。何謂天才？花很少的學習時間，甚至不花這個時間，就能拿出一流的東西，這就是天才的表現。眾所周知，魯迅一上手就寫出了《狂人日記》，張愛玲16歲就寫出了她的《牛》，這是中國近代小說史上的兩個奇跡。我有自知之明，曉得自己的寫，必定漫長而坎坷，若起初就拿最想寫的題材來練筆，就會糟蹋那些題材。
於是我寫起自己的一個個夢來，做了夢就寫，然後寫成吉思汗的家族故事。既然我已熟讀古漢人、古蒙古人、古波斯人、古波蘭人和古法國人對成吉思汗以及他的家族的曆史記載，從中選一些中短篇小說題材，是輕而易舉的。這就是這個集子的來曆。
後來是《江南》雜誌刊發了這個集子中的兩個中篇“藍眼孛端察兒”和“紮蘭丁算端”，《長江文藝》發了短篇“生死之間”，《作品》發了“帖木兒的最後結局”，《當代小說》發了“術赤之死”，這給了我巨大的鼓勵，使我又寫出其他各篇來。要知道，文學雜誌發古代題材的短篇小說，是罕見的事。
這樣的鼓勵，竟使我有了寫成吉思汗的野心，且當機立斷，立馬動手寫。寫了6個月，寫出25萬字，寫到帖木真44歲被立為成吉思汗的那一年；也就是說，已完成這個長篇曆史小說的前半部。可事與願違，就在這個當口，我本人出了點狀況，以致中斷了我的第一個長篇小說的寫作。
事情來得突然，令我措手不及。幾乎是一夜間，我就成了一個神經衰弱者，或說是得了精神抑鬱症；每日早上一醒來就出一身冷汗，身體越發虛弱，思維越發滯重，以致最後竟沒了任何思維。曹建平見我好久沒有稿子給他，要我拿一篇出來，結果我是花了4天的時間，才寫出區區859字，而以前我頂多花兩個鍾頭，就能寫出其篇幅更長的。那是篇名為“敬畏自然”的一則短文，被我收在《給你五萬美金》散文集內。曹建平最不善於貶責別人，隔了三五年，他才對我講，這篇文章有滯重感，不像阿福寫的。
回首往事，細細想了一想，才明白事出有因，得病是必然的。那時候，為保證寫作時精力最好，便拿早上3點至6點的時間來寫稿，然後是7點騎車1小時上班，幾乎天天如此，持續5年之久。除其他原因外，寫作上的艱難困苦，就足夠擊倒我。一是我對成吉思汗的初稿不滿意，它既不像傳記，又不像小說；二是《人民文學》的程紹武問我要小說稿，我卻沒有稿子給他，也寫不出新稿來；三是寫不出一篇新稿，墮入極度絕望中。當年市文聯跑我單位，替我請了兩年創作假，以為我會寫出驚世之作，結果這兩年中，就寫了那篇數百字的短文。
這個慘重狀況，持續了兩三年。後來又慢慢能寫了，慢慢寫得出來了。一是寫了《陳村小記》，為《南方周末》整版刊發；二是寫了中篇小說《森林裏的故事》，為《人民文學》刊發，並被視為當期的重點推薦作品，在“編者寄語”中予以介紹；三是金山幾次催我給他的報紙版麵寫連載小說，竟寫得出來，寫了《網上網下》，得了好大一筆稿費。至此以後，我的神經衰弱便戛然終止，相反神經柔韌起來，且結實了許多。
另一件意外事情是，因電腦硬盤及軟盤故障頻仍，我寫的成吉思汗書稿，其文檔文件丟失四分之三。曹建平比我還心疼，他是看過原稿的，且對這個稿子不吝讚揚之辭。福從禍中來，我卻認為這樣的丟失，對我是好事，以後我重寫成吉思汗時，會掙脫以前的思想束縛，必有重大突破。事實上，現在我正打算用最不傳統的手法來寫成吉思汗，就像我打算用最傳統的手法寫江南家族小說一樣，盡我個人的情感、智力、閱曆、文字之可能來寫。